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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最重要的则是对非洲人的看法。在战时,史末资为动员人力,曾多次许诺要改善黑人和非欧洲人的状况。虽然这仅仅是口头上的许诺,却引起了南非白人的恐慌。一位布尔农民忧心忡忡地说,“在南非联邦有两百万以上的白人,而黑人数目比白人多4倍。我们要是给了他们权利,他们转眼之间会把我们全部赶走。”战后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1946年的南非印度人的消极抵抗运动和金矿工人罢工,使南非白人的担忧变成了恐惧。在竞选中,马兰正是用“黑色危险”来威胁国内的白人,硬说如不采取“果断的政策”,即种族隔离制,国内经济的发展将使各民族、种族混杂的现象进一步严重,其结果不仅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垮台,而且欧洲人本身亦将不复存在。这种恐吓十分奏效,致使南非白人,特别是荷裔白人,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宣扬“种族隔离”的马兰及他领导的国民党。据统计,在1948年的选举中,约有80%荷青白人支持南非国民党,使南非国民党在大选中险胜。

  南非国民党的上台意味着种族隔离制将全面系统地推行。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南非国民党执政时才开始施行的。其实,从里贝克1652年登上南非的那一刻起,这里就出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无论是布尔人,还是法国人或英国人,歧视非洲人始终是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马兰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实行隔离或对人采取不同态度的种族歧视是南非联邦自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敦城登陆以来的传统的种族政策。”但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则是不能否认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上台到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的13年中,国民党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

  大选结果揭晓后,马兰立即表示:实行种族隔离制政策将使非欧洲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如同有更好的机会来按照他们的性格和能力自由发展一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兰政府上台后的短短三年里所通过的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应。

  1949年通过了两项主要的种族主义法律。第一项为“失业保险法”修正案。它规定此修正案不适用于年薪在180英镑以下的非洲人。因为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全年能获得180英镑的工资,所以这个修正案几乎使所有的土著居民都享受不到失业保险。第二项为“禁止杂婚法”,不准欧洲人与任何非欧洲人通婚。随后,对1927年通过的所谓“取缔淫乱法”①进行修正,规定禁止非配偶同居关系。对“道德败坏的人”进行管制。警察局的密探奉命监视住房的窗户、小轿车或出租汽车。按南非联邦的法律规定,一个牧师要是替一个白人和一个非欧洲女人证婚,那么他就要被判10年苦役,哪怕那女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印度人或犹太人的血统。黑人是禁止和白人妇女通婚的,否则就要处以死刑。

  ①这条法律不但禁止非洲人与欧洲人通婚,而且也禁止他们之间的非配偶同居关系;违法者处以5年徒刑。此法对欧洲人与混血种人和印度人之间的通婚和同居,却未正式加以禁止。

  这一年还通过了各种修正案,以推行种族隔离制。如“铁路和港口使用法”修正案加强了火车和轮船上的种族歧视;并以“欧洲人同卡佛尔共用一台电话机是一种耻辱”为由,要求电话室里也实行种族隔离制。此外,飞机的座椅、厕所的手巾都开始进行种族隔离措施。同时,总理办公厅还向各国家机关发出通令,指示用欧洲人代替担任公职的非洲人。这样,非洲人在国家机关可担任清扫工这种职务的权利也给剥夺了。9月,又颁布命令,禁止非欧洲人在正规军的战斗部队服役,他们只能在正规军中担任各种辅助工作。

  马兰领导的南非国民党赢得选举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一个阿非里卡人的党,是一个竭尽全力要剥夺非洲人权利的党。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的新立法使非洲人更加迫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和斗争的必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卫兵”为形势所惊醒,也不需青年联盟的说服了。青年联盟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并为实施这些纲领的战斗行动提供了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纲领旨在达到“民族自主”,即“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自主并达到政治上的独立。这就意味着不接受分治、隔离、受托人地位或白人领导权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根据白人统治即白人统治黑人的思想搞出来的”。

  1949年12月,青年联盟觉得苏玛博士的政策已难以容忍,在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一轮选举中,他们决定投莫罗卡的票,苏玛落选了。这颇有点“宫廷政变”的意味。在选举之前,青年激进派认为马修斯博士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又多次参与各项行动的组织工作,同时他所担任的教职又使他有机会接触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协助姆达在黑尔堡大学筹建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以来,他已逐步熟悉并接受了青年联盟的主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对青年联盟决定推选自己当国民大会主席婉言谢绝。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联盟只好采取第二方案,即推选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候选人。

  莫罗卡博士是位外科医生,曾在爱丁堡和维也纳受过训练。但他是南非为数极少的几个黑人富豪之一,在奥兰治占有一个非洲人保留地,在沙巴·恩楚占有一些农场。同时他也有与阿非里卡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历史。如他在奥兰治自由邦就开设了一所学校,专门接纳贫穷的阿非里卡人孩子上学,同时也为白人病人开设了医疗服务。尽管莫罗卡博士不是最佳选择,但当他听到青年联盟的意向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选择。当选秘书长的是青年联盟组织者沃尔特·西苏鲁,他的丰富阅历和坚强性格使他在青年激进派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设立专职秘书长。这时,西苏鲁决定放弃他的地产代理商职业,集中精力搞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并加紧设法把青年联盟的战斗纲领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曼德拉与坦博均被选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委会,从而为推行青年联盟的计划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样,在1949年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青年联盟最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这主要由于它的领导层有一批像曼德拉这样的杰出领袖,他们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斗争策略。与老一辈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怀着对自己民族的赤诚之爱,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世界。其次,这个组织从成立到1949年,已在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从而给予非洲人国民大会以新的生命。最后,它在理论上已日益成熟,围绕着非洲民族主义的鲜明概念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一个相当系统的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内容: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长期目标是实现“民族自由”、政治上的独立和自决;短期目标则是废除各种带有种族歧视的不同政治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抵制,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策略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这一纲领不仅是对刚刚上台的马兰政府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它是青年联盟对国情和黑人解放斗争长期研究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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