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前言)

前言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他进行了长达50年（1944-199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铁窗面壁28年（1962-1990年）。最终，从阶下囚一跃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新南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承担并完成这部传记，但对曼德拉这个名字的熟悉和追踪决非偶然。记得1987年5月在位于风景如画的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后大学召开的第16届非洲学年会上，我和加拿大朋友菲利普·扎奇鲁克漫步在千岛湖边，谈论著南非正面临的重大变革。当时，一场“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正席卷全球。我们俩毫不怀疑曼德拉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但又不约而同地对曼德拉出狱后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忧心忡忡：白人极右势力的负隅顽抗，黑人民主力量的严重分歧，非国大国内派与国外派的可能分化，以及种族隔离制的沉重包袱。说实话，当时我们俩对南非政治演变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动乱。随后七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在马丁·克兰教授的指导下准备自己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一边密切注视着南非局势的发展。最后，终于在电视机上看到了曼德拉于1994年5月10日就职南非总统时激动人心的场景。

　　本书以传记形式叙述了曼德拉的大半生，严格地说，是从他出生到1994年底。中国的传记传统源远流长。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以来，传记在中国正史中之地位时显时微。《史记》130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已占112篇，而三者之共同点均为以人为主体而记事。西方对传记的解释为“人生之记录”，传记源于古希腊、罗马。色诺芬①为其友人及导师苏格拉底②所作的辩护词即为当时最有名的传记之一。一般认为，普鲁塔奇为西方传记之鼻祖，在《高贵的希腊人罗马人的生活》中，他将希腊人与罗马人成对比较，如军事首领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传记都是成对出现；其渊博学识和对崇高人物的理解同情使其传记永世长存。

　　①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前3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以及《苏格拉底回忆录》等。

　　②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他宣传宗教道德学说，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的学说主要靠同时代人记载而流传至今。

　　中国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在传记上表现甚为明显，正史始终以传记为主干，延续千年。直至民初，始有人倡导“传记文学”，对传记特性的争论自此始。或以其为文学分枝，或以其为历史婢女。在西方，歧见更为混杂。英国史家纳米尔虽然承认传记是“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又认为这是“最容易的历史形式”，并对传记比其他历史书籍更为畅销而愤愤不平。艾尔顿也承认传记更为读者欢迎，但认为传记不是撰写历史的好方法，因为“一个人生活之局限性在解释历史时很少有任何意义”。强调整体历史、综合历史和长时段历史的法国年鉴学派对人物传记的期望也不高，认为人物史乃至事件史均只能作为历史的瞬间。据此，布鲁戴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逝世并非地中海历史的重大事件，从而说明传记历史与结构历史或地理历史大相径庭。

　　持反对意见的史学家认为传记属于历史。有的更极端地认为只有史学家才能写传记，文学家不尊重史实，不宜于写传记。当然，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传记是人文科学中一支，历史学家不应轻视传记。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几蒂维尔认为传记与史学无高低之分，其关系是互相依存。他自豪地宣称：“我确实愿意被称为军事传记学家而不是军事史学家。”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中亦认为“传记学家应是专业化了的史学家，而史学家应珍视传记学家的成果”。

　　我以为，传记似可以分为文学传记与史学传记两种。文学传记为文学家之范畴，以史迹为大致线条，以丰富的想象构成故事，或华丽、或朴实、或情节跌宕、或语言优美。史学传记为史学家之园地，以史实为基本依据，集翔实史料汇成文章，或解释、或推理、或以人物示潮流、或以人物显社会。两种传记既可相互携手，亦可分道扬镳。这样，即可免去很多无谓的争论了。此本小书究归何类，读者完全可以自作斟酌。

　　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历史巨人，为他作传记是一种难得的荣誉。不论未来南非的政局发展如何，曼德拉的历史功绩至少有三点。其一，他坚持统一的南非这一政治主张，团结各党派组织，求同存异，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使这一多种族的国家在短时间内逐渐走上了民主法制的轨道。这是他对南非的贡献。其二，他一贯坚持和平谈判，而只把暴力斗争作为辅助手段。在狱内或狱外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后终于取得胜利，成为第一位以和平的谈判方式取得政权的非洲黑人领袖。这是他对非洲的贡献。其三，曼德拉摧毁的不是一个南非的白人政权，而是世界性的种族主义制度。这一胜利并非他一个人的胜利，亦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一种正义思想的胜利。这是他对世界的贡献。

　　早在1985年11月，南非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在为玛丽·本森的《纳尔逊·曼德拉特》写的前言中说：“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美丽国家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的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人民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骄傲。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国际社会如果希望南非出现和平和安定，就必须敦促释放他们，敦促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德斯蒙德·图图的这段话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对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人格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

　　本人怀着对曼德拉总统的敬仰之情，根据国内外已发表的资料写就了这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人参考了大量外文资料（行文中已注出），但《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杨立华编著）、玛丽·本森《纳尔逊·曼德拉传》和安妮·本杰明《我的心与他同在——温妮·曼德拉自述》的翻译出版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本人借此机会向上述著作的作者和译者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本人在使用上述著作中的资料时亦参照了原文，故如出现错误，概由本人负责。另外，南非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非洲学中位于前列，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在此一一列出。

　　在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先生、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的陆庭恩先生和李保平先生在资料信息及解答疑难问题上给予了大力帮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甘杜红女士、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章棣、吴作梅和潘荣英女士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图书资料室的王小平女士为本人查找中外文资料提供了种种便利，在此一并致谢。学长陈向明博士特意从美国带回新近出版的曼德拉先生的自传《通向自由的长征》，以供参考，本人深表谢意。在此期间，父母特意来京照料孩子。舐犊之情，没齿难忘。夫人田开芳女士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不仅承担了家务琐事，而且以熟练的专业技术在资料检索和外文翻译上提供了很大帮助。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此书的按时完成是难以想象的。希望这本书能为我国人民了解黑人领袖曼德拉提供一点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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