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40)

四〇

　　为此，朋友沙谢兰特博士曾写了两封诚恳的长信，劝南丁格尔养病，但南丁格尔不但予以婉拒，反而责怪博士的不是。

　　由于她健康情形很差，生命危在旦夕，她希望充分利用仅存的每一分钟，为世人多尽一分力量，她才能更安心地离去。

　　因此她绝不肯轻易放弃未完成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趋恶劣，终于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锡德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她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因此，必须劳动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

　　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镑“弗罗伦丝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节录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但“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搁浅。

　　至此，由于南丁格尔的病重，一切陷入绝望。

　　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幸而这时家中有一件喜庆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吸引过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6岁，鳏居，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很有贵族气派，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尔小姐求过婚，但被拒绝。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又同芭斯产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小小的婚礼。

　　这样一来，芭斯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儿的家庭欢乐中。弗罗伦丝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

　　她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

　　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着也成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回忆时所说）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此时，南丁格尔一家人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只有玛伊姑妈和克劳，像庙堂中的两个守护神一样一直守护着弗罗伦丝。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气氛中，南丁格尔小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难得坐起来，几乎从不外出走动，而她却更加顽强地工作着。

　　潘穆尔勋爵在斗争双方所施加压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扫荡分会”的问题上让步退缩。锡德尼·赫伯特针对这种情况，专门找上门去同这位大臣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长谈。

　　谈话后，这位大臣又一次承诺照办调查团所提的四项建议。

　　南丁格尔也看清了，谁能治服这头“野牛”，谁就是胜利者。

　　于是，她又想出一个新的斗争策略。舆论从来就是改革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她准备发动一次新闻攻势，向社会公布军队内部的腐朽内幕。

　　于是她亲自把已经写好的所有提纲、事实、数字及写作纲要统统提供给了报界。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连她早期写成的小册子《英国军队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个人的姓名发表的。

　　顺便提一下，这本小册子若不是最先，也是最先者之一，以图表形式显示统计材料的。据南丁格尔本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她的首创。

　　1857年底，潘穆尔勋爵让步了。

　　四个分会都在12月份成立起来。

　　第二年5月，下院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决议。

　　有位合作者写信给南丁格尔，说：

　　“您对增进英国军队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感谢上帝，终于让我们都活着见到了您的成功。”

　　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

　　阳光是那样的新；
　　空气是那样的清；
　　生命是那样的灵；
　　一切旧日随水而去；
　　一切新光随水而来；
　　一切都在流逝，但成功的胜利如美果一般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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