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传(56)

五六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我对于那些胜任的头脑严肃的代表人数的迅速增加，感到吃惊；但对于那些坏事有余的空谈家们荒唐无益的行为，也感到异常惊讶……所有的政府，对于避免象布兰杰之类的个人冒险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种战争，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兴趣。如果人们能够找出一种减少这类战争的次数的办法，也许多数政府将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办法。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个人之间的决斗那样，在国家之间也规定一套决斗法来。

　　被指定的证人将研究一下这场决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这种初步的检验仍然不能制止这些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冒险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呢？至于证人，既可以从中立国政府，也可以从象贵族这类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当中来进行挑选。如果我能够推动和平大会工作前进的话，哪怕是只前进一步也好，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要找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不应用这件事看成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亨利四世的政府为经严肃地这样作过，只是后来被拉维拉克不幸地将它中断了。附带地说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总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国际纠纷，就是通过仲革取得解决的。这足以证明，如果说国民还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那么，政府却并非如此。”

　　同年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我已得出一条结论：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作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炸药方面的技术，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战争将象过去那样，由战争本身来加以遏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给伯莎·冯苏特纳的信中能够写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许是举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厂，可能在你的和平大会之前，就会让战争消亡。因为，在两支军队彼此能在一秒钟之内相互消灭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国家肯定会在战争面前退缩回去，并将裁减它们的军队。”

　　他的这些直率的、几乎是预言性的语言，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据军火大王施奈德的儿子（在法国勒克勒佐市开设施奈德公司）说，诺贝尔于一八九〇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上曾经表明：“仅仅通过努力提高战争武器的精密程度，并不能够为我们保障和平。炸药的有限作用，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必须使战争对国内民众的杀伤力也能象对前线军队的杀伤力一样大。让临头的危险环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一项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学的话，那么，一切战争便会很快地停止下来。”

　　诺贝尔从来不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在此后的年代中，一直认为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行有力的集体干预，是防止战争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从他给伯莎·冯苏特纳最后的两封信里摘录几行光辉的文字作为结束语，也就足够了。他的思想与后来作为国联与联合国基本原则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时，这些思想对于他在遗嘱中关于和平奖金的规定，也起了预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写道：“仲裁法庭将从所有的中立国得到一项关于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进行制裁的保证。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什么都比战争好。一切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且发表一项宣言说：任何侵略者都将遭到整个欧洲的反对。但是，这并不适用于裁军，我甚至不晓得现在是否值得希望裁军。从最低层来的一种新的恐怖势力，正在使自己成为一种黑暗中的狂暴，人们好象能听到发自远方的空幻的隆隆声。但是，由联合部队的力量来保证的和平，将使一切和平的破坏者们懂得尊重，并将很快使紧张得到缓和。我们将会看到，各国的常备军将怎样逐年减少，因为各国将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杀人犯、另一半则是他们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维持那么多的常备军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写道：“我很愿把我的部分财产留作一项基金，以便用来每隔五年颁发一次奖金（比方说发六次吧，因为如果在三十年内，人们还不能成功地将现今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堕落到野蛮中去），奖励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我讲的不是裁军（因为我们只能慢慢与谨慎地达到这一理想），也不是那种强制性的仲裁。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至少很快达到这样一步，即所有的国家都相互承担义务，来共同干预对付和平的破坏者。这将是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手段，并且是迫使最残暴无理的国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静的一种办法。如果三国同盟能够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个国家，那么，和平将会在今后几个世纪内得到保障。”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满了内在矛盾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异常尖刻、并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观主义者，竟然在他心灵的深处是一位他从来不曾是过的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多少是一个梦想家，相信一般开导的高贵力量，相信科学使人类幸福的能力，并且相信持久和平将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纪的遗物”。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传播教导就是传播繁荣——我指的是一般繁荣，而不是个人致富。而有了繁荣，作为黑暗时代遗物的多数邪恶将会消失。征服科学研究和它不断扩大的领域，唤起了我们这样的希望：那些细菌从灵魂到肉体将会逐渐被消灭，未来人类进行的唯一战争，就是反对这些细菌的战争。”

　　他也相信妇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写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价值的一步，都将结出果实来；而朝着这个方向取得真正伟大进步的使命，将会唤醒一切善良与真诚的妇女们的思想感情，而她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传播到后代身上。将来的年轻一代的头脑，将要受到它的鼓舞。”

　　这几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写的。它表明他对和平的热烈兴趣一直怀抱到那么久，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发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遗嘱里所表达的最后形式；这种和平热情，，一直陪伴着这位理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直到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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