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传(42)

四二

　　正象预料中的那样，在诺贝尔的私人物品中，没有任何笔记能够阐明这份遗嘱的简单条款；而这类笔记是非常需要的。但是，通过向那些曾经见过这份遗嘱的他在巴黎时期的朋友打听，执行人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对遗嘱人的意图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当人们了解到，在他的商业事务中，他总是运用这样一条原则，即自己提出一般大纲和主要安排，然后将事情交给别人去具体执行，因为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常识把事情办好；那么，人们也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意思是他的遗嘱也将以同样的办法加以执行。

　　执行人以外交手腕，有时是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分，这是使得博福斯在其辖区之内的卡尔斯科加县法院被确定为处理与这份遗嘱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当然法院。这样，他们就避开了法国的法庭；他们曾担心法国法庭可能破坏诺贝尔意图中的精神，来执行他的遗嘱。

　　在不同国家几条战线上进行的关于这份遗嘱的诉讼程序被拖延达几年之久，并且由于反对遗嘱的家庭方面所采取的广泛与激烈的措施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以在圣彼得堡的石油生产公司老板伊曼纽尔·诺贝尔博士为代表的所谓俄国支系，也就是他哥哥路德维格的家族，站到了执行人的方面。经过激烈的持久讨论后，伊曼纽尔·诺贝尔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声明说，他希望尊重他已故的叔叔的愿望，因此，将不对这份遗属提出异议。这在解决如何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是一个转折点和重要的因素；这项声明在诺贝尔基金会的建立方面，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达成了一项对亲属们作某些经济让步的协议，并且同意由政府在执行人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经过与奖金颁发单位和诺贝尔家族的代表协商，然后规定出关于落实这项遗嘱和管理这笔财产的条款。因此，遗嘱人既未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一项有影响的常识，既瑞典政府仍拥有至高无上、宪法约束和受到尊重的地位。当然，这个政府在推荐和选择奖金获得者方面，却没有权势。

　　由于还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又过了两年，才将一切事情办妥。但是，通过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项政府决定，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和细则，以及由各瑞典机构授与奖金的特别规则，都被确立下来了。

　　拉格纳·索尔曼在他关于诺贝尔遗嘱的那本书里，用了下面几句话作结束语：“这场长期的斗争就此宣告结束。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所取得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满意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颁发诺贝尔奖金的任务是一项特权，而诺贝尔基金会作为一个整体，则是一项有着巨大价值的财产。从各方面来看，那些关于在执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委托给我们的责任时必将遇到巨大冒险和困难的悲观预言，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是，它有助于促进对瑞典、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更大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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