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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这是马歇尔起草的,罗斯福签发给斯大林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发信日期是4月4日。

  斯大林很快复信表示“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谁的意思。”杜鲁门读了斯大林的回信后,不解其意,还得由马歇尔把前因后果向他解释一番。

  此时,苏联人显然把柏林视为独家战利品;英国人也另有打算,一心想让蒙哥马利的部队捷足先登攻克柏林,为英国增光;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和部署是:美、英联军对柏林形成包围态势,并没有提到攻克柏林。蒙哥马利怒火中烧,去向英军参谋长诉苦,参谋长又去找丘吉尔抱怨。然而,华盛顿接到英国方面的抗议后,马歇尔却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支持他作出的一切决定。

  4月6日,蒙哥马利又不依不饶地要求派十个美军师协助自己对柏林发动猛攻,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你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在向莱比锡进军时,你的任务是保护北翼,而不是由他(布莱德雷)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也承认柏林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不费什么事就拿下柏林,那又何乐而不为?”

  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

  12.新的方向

  马歇尔很清楚,到1945年底自己就年满65周岁了。在战争后期,他非常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他起居有度,很少加班加点,经常锻炼身体。正如麦卡锡说的,“吃的饭少得像猫食,每餐只喝一杯汤,外加三颗葡萄。”

  此时期,马歇尔体力尚好,心力却极度疲劳。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为一系列难题拍板定案,而他深知这些重大决策关系着士兵生命和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肩负的责任加重了,其中的烦恼和担忧自然更是有增无减。身为参谋长,他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不敢面露踌躇犹豫之色。无论是总统、国会议员、盟国以至全国军民,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凭天下大乱,马歇尔自有成竹在胸,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发布命令。在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都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1945年春天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

  记得您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共进晚餐。当时我就认为,您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您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贵国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贵国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深信,这一渴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完全应当归功于您。千言万语,难以尽陈,只想最后说一句,我得以与君为友,实属三生有幸。

  此时,欧洲战争已大获全胜。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已经投降。马歇尔现在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担。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同苏联人和英国人解决未来战争问题)期间,有个勤务兵给他捎来一篮子西红柿、莴苣、胡萝卜、豌豆和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家里的小菜园,是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该是他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盟国间的新老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同“自由法国”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整个战争期间最激烈的争吵,杜鲁门总统感到苦恼,恳请马歇尔代他调停。可这一次总统却用错了人,因为马歇尔也是情绪不佳。

  战争期间,参谋长已经烦透了戴高乐将军,这种厌烦态度,并未因其当上法国临时总统而有丝毫改变。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自由法国”部队按照戴高乐的命令,占领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不理睬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该城作为盟军基地的紧急请求,拒不撤出。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只好让他们留驻该市,而马歇尔却很不赞成这个决定。

  而今,法国人又干出了马歇尔认为更不可原谅的事。“自由法国”部队开进了意大利的库内奥省,声称该地是阿尔卑斯省的合法组成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假如有人想把他们赶走,将侵犯及危害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并以强硬无礼的措辞致电美军指挥官,警告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马歇尔看了两份电报的副本勃然大怒。当时,杜鲁门总统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马歇尔通过保密电话向总统汇报了情况的要点,并建议给戴高乐一个干脆利落而待之以礼的教训。官方的抗议已发往法国临时政府,但还需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分量施加压力。

  “将军,您代我写吧,”总统说,“口气要多强硬,全由您定。您怎么写都行,我签字就是。”

  1945年6月6日,一封注明“不得打印,不得分发”的电报发到美国驻巴黎使馆,由杰斐逊·卡弗里大使把电报亲自交给戴高乐将军本人。电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电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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