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85)

八五

　　对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来说，这远远不是一个笑话。她以前要在监狱里呆上整整27年的担忧已经渐渐消散了，不过她还是经常在夜半醒来，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像苏珊·麦克道加尔一样镣铐加身。她的父亲和她一样焦虑，老是做着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帮被囚禁起来的女儿逃狱，他说：“我总是看不清戴着镣铐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权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惧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突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警车过来让他们靠边，FBI也用这样的车。一个没穿制服的探员走出车子，过来亮出他的银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发干，浑身出汗。后来发现，那警察停下他们的车，只是因为司机违反了交通条例。不过，这事复活了莫妮卡在1012号房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记忆：“那时那刻，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起诉我的。”她回忆时还有点瑟瑟发抖：“那之后，我就陷入噩梦之中。”

　　在她恶名远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成群的摄影记者，他们围在水门公寓附近，监视她的每个动作。即使其他的记者也都惊骇于她被围捕的景象。一个不断在电波里辱骂莫妮卡的电视花边节目评论员，在她们共同的发型师那里撞见了她，惊讶地发现外面人行道布满了电视机组人员和摄影记者，不停地通过玻璃窗拍摄正做着头发的莫妮卡（她现在留短发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里自己护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摄影记者的围追堵截）。

　　为了给敌人错误的印象，以为她从不在他们不知情情况下离开，莫妮卡很少走水门大楼的正门。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开媒体的逼抢，隐姓埋名地在华盛顿到处游走。戴上黑色墨镜，把头发放到后面，塞在一个草帽下面，她就能逃过那些追踪者，至少有一阵安宁了。一次，她在时尚地带乔治镇闲逛的时候，总统车队开过，不过她一眼也没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数周日，一个为比利·马丁工作的私人调查员瓦尔特·埃勒比就会打电话到她的公寓，用暗号问道：“包裹能拿了吗？”然后，他和肖恩·赖特就会等在外面，用车子带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剩下来的时间里，莫妮卡一直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她生活在这样的座右铭下：“只是因为你很多疑，这并不意味着没人在跟踪你。”她的猜测在6月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当时她和朱迪坐飞机去洛杉矶：斯塔尔的副手、曾经在1012房间审问过莫妮卡的麦克·艾米克也在飞机上。

　　5月15日上诉法院驳回了她的豁免请求后，监狱的阴影开始真正地逼近她。几天后，独立检察官传唤她到洛杉矶联邦法院接受指纹检测。正如她的律师们常常警告她的那样，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最终的高潮是拜访如果被定罪她会去的监狱。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亲、比尔·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师托德·西奥朵拉的陪同下穿过守候在威尔士大街联邦大楼外面的记者队伍，在这里她的指纹被正式取下并归档。在回答一个被大声喊出的问题时，伯尼说：“我女儿被两个有权势的人作为人质来利用。这是非美国的。”在阴暗的大楼内，莫妮卡不得不面对持续的敏感和不是那么敏感的胁迫，四个多月前她曾经在1012房间反抗过它们。一行人首先通过全封闭的旋转栅门，然后被领着经过脸部照片拍摄室，来到指纹检测室。曾经试图通过展示他的枪和手铐吓唬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法龙突然出现在她身边，莫妮卡相信这不是巧合。

　　指纹检测时间很长，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检察官们还要她手前面、侧面和掌心的印痕。这个过程总共进行了30分钟——伯尼·莱温斯基知道，因为他看了时间。“看到他们这样对她时，我在哭泣。”他承认，“这很吓人，而且是不必要的——毕竟，她在五角大楼接受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故意胁迫她，仿佛她犯了故意杀人罪。”

　　斯塔尔的副手们没有要她的声音样本，但他们要她全面的笔迹样本；她不得不用各种类型的钢笔写不同字体的字。由于不信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当他们试图让她签支票和抄写一封她曾经寄给总统的信时，她拒绝了。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过程，而且由于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师，不熟悉这个程序，不得不不断地给他的同事、从事刑法工作的纳瑟尼尔·斯派兹打电话寻求帮助，一切变得更加紧张。莫妮卡回忆道：“我很坚强和平静，但内心里我吓呆了。”

　　对这个法律行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们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大楼，他们像西方电影中复仇的警察局长一样走过一大群记者。然而，迄今为止莫妮卡只想干掉一个人：比尔·金斯堡。两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肯尼斯·斯塔尔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实上承认了莫妮卡和总统之间发生过性关系。考虑到现在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虚假证词，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体的骚乱和法律界的惊骇。

　　金斯堡也指责斯塔尔践踏了莫妮卡的隐私权，把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尔先生！”他写道，“作为你对珍贵的宪法权利的无情漠视的结果，你也许已经成功地揭开了两个成年人之间彼此同意的一段性关系。当然，通过这样做，你也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时花去了她们1000美元律师费来保护自己不受你办公室的虐待。”

　　甚至备受尊敬的律师和法律学者阿兰·德肖维茨也震惊了，他后来在他的著作《性的麦卡锡主义》中严厉批评斯塔尔“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系列低俗遭遇变成了一场宪法危机”。他说，金斯堡的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远了。德肖维茨公开建议莱温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华盛顿律师。伯尼·莱温斯基勉强地承认——他说：“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经没用了。

　　其实，金斯堡的轻率举动本来或许会糟糕得多。在拍摄《名利场》的那个周末，他曾经打电话给莫妮卡说，《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委托他写那篇文章。她很担心，觉得更大的公开度只会减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当金斯堡给她读文章的草稿时，她最坏的担心得到了证实。“现在斯塔尔先生，”他写道，“因为你，我们将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个嘴唇亲吻过总统身体的私处。”

　　莫妮卡惊呆了。“比尔，你不能这么说！这会杀了我！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粗鄙、最骇人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顺从，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证缓和文章的调子，并在文章发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里的故事泄露得太早了。

　　现在莫妮卡情况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师又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了。又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会议决定委托比利·马丁整理一份能够接受好这个案子的律师的小名单。大家达成共识：新队伍的成员，必须是能在残酷的处境下机智应对和经验丰富的律师。伯尼一个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经在《纽约客》上读到过一篇杰克·斯泰恩的傲人简介，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独立检察官。马丁联系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里斯——他认识他们15年了，两人都表示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前提是不与比尔·金斯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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