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72)

七二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

　　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前景看来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处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麦克道加尔，她或许会因为藐视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监狱。即使审讯时，胜诉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冲出轨道。华盛顿到处都是总统绯闻的流言蜚语，“苦工报告”在1月19日这天点了莫妮卡的名字，帮谣言火上加油了。她现在可是“放射性物质”，斯塔尔的手下说，他们不知道还能否拿到保证证人不会因为证词内容而被起诉的罪行豁免权，因为白宫现在肯定也注意到她卷入了这起案子。

　　在几小时徒劳无功的谈判后，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穿过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边希望斯塔尔会提出肯定的报价，用豁免权交换莫妮卡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们之前要求的带窃听器和录电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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