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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那天下午,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她说,“我知道你有东西要交给我。”莫妮卡觉得是一个隐语,指她该把一些礼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她把一些东西打包装在一个标明“不要扔掉”的盒子里,其中就包括那个帽针,送到了贝蒂那里(后来,贝蒂拿到了盒子,放在自己家的床下)。但是她不能忍受和她珍藏的《草叶集》分开,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壁橱里。这些细节让人能够看出她当时的心理:她渴望离开华盛顿,但是她不能忍受听任总统离开自己。

  当她刚开始纽约的生活时,她和她的朋友阿希莉·雷纳斯一同去看当时热映的《泰坦尼克号》,莫妮卡的眼睛都哭肿了。这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恋人临死前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这就像是她自己的遭遇,她和那位“英俊的”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们苦乐参半的恋情中,她忍受了一切焦虑和愤怒。

  她给他写了一张“感情丰富的”信,里面,她哀叹他们从未真正成为过情侣,她总是想知道他们两人最终能够走到哪一步,这也是他们的爱情中一个浪漫的悲剧。她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享受一整个晚上的热情。她的感伤在几天之后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碎,在电视上她看到总统和第一夫人穿着泳衣在海滩上缠绵起舞。这提醒了她,她和安迪·布莱勒的那段关系中,她必须时刻面对这个事实,她爱上的是一个有妇之夫。

  有两个她认为最可信赖的朋友,结束了与她的关系。1998年1月5日,总统最后一次与她通话,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她和特里普的关系,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1998年1月4日,一个星期日,莫妮卡给贝蒂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些东西要给总统。她们决定那天晚一点在贝蒂家会面,莫妮卡托贝蒂把带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为《美国总统》的书,转交给总统,后者是她在一家古旧书店Antiquarian Bookstore中挑回来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过贝蒂请总统跟她联系,当晚上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仍然为他在海滩上的举动而妒火中烧,伤心不已,所以决定在他面前稍稍隐藏自己对他的感情。她不情不愿地为自己的那封不恰当的信道了歉,因为之前他曾经让她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下来。然而让她高兴的是他还蛮喜欢她送的那本书。

  下午早些时候,莫妮卡在她律师卡特的办公室和他开了个会。她同意签署一份他帮着起草的书面陈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琼斯案中出庭作证。由于她第二天就要看到书面陈述的草本,就先和总统仔细讨论了几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特别是将她转到五角大楼的原因,还议论了免职工作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特别关心那个说她在总统身边“表现不当”、从而把她推向麻烦的白宫工作人员,克林顿只是谈到是“立法机关”中的几个同事摆了她一道,这个答案正确,但他也逃脱了自己的责任。那时,莫妮卡还在生他的气,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通话,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

  现在,莫妮卡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孤独。比尔和希拉里这对夫妇的电视照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还有和乔丹一次不期而遇的谈话,交织在一起,给她的思绪平添几分混乱。

  12月31日,她到乔丹那里,转弯抹角地向他解释,自己怀疑特里普是消息走漏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完全说出事实——过去几个月她一直信任特里普并向她倾诉,而是说特里普在

  她家呆过,或许看到了那些她写给总统的信件。乔丹的回答果断有力:“好,回家看看,确定它们是否丢了。”莫妮卡把这话理解成应该把那些纸扔掉或毁灭。

  他们聊天时,莫妮卡有点“恬不知耻”地问律师,是否觉得总统还会和第一夫人保持婚姻关系。他回答说:“是的,他理应如此。”然后给她从《圣经》里引了一句话。大概过了一分钟,他补充说“嘿,或许你们俩能在他退位后有点什么。”乔丹的话勾起了她的回忆,和总统结婚的海市蜃楼又一次在不远的将来露出微光。她告诉乔丹,她和总统是有点什么,只是还没发生真正的性爱,就戛然而止。

  充满怪异味道一周的奇怪转变。她不知道该怀念谁:自己的前男友或那个靠不住的朋友特里普。她和特里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莫妮卡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该找谁帮忙。12月初,她把自己的尴尬处境告诉了母亲,玛西娅从人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理解这问题,她给了女儿一个纽约的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的名字,或许能给莫妮卡一点秘密的建议。

  这时,莫妮卡无论如何也要飞去纽约,参加Macandrews&Forbes、Burson-Marsteller的面试,因此她决定去试一下,她掂量过了,反正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她和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碰了面,大概把她的情况讲了一下:她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打算背叛诺言,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就会伤害她和几个其他的人。这个牧师建议莫妮卡应该多注意这个同事的优点,而且这样做或许能让她的朋友改变态度。她还建议莫妮卡仔细思考一下“圣歌91”里面所讲到的,信仰上帝会带来个人的安全。

  莫妮卡听从了这建议,虽然她越来越厌恶特里普,新年的时候还是在她的答录机上留了一条友好的消息,祝她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安好。这看来有效,特里普几天后回复了一条讯息,然后两个人又煲起了电话粥,直到莫妮卡对打电话到特里普家里有所警惕。她曾经无条件地信任特里普,现在已然不复存在。

  莱温斯基在1998年1月7日关于琼丝的证言上签字,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但正是这份誓词第八段彻底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无论特里普这时在想什么,到1998年1月第一个星期的尾声,莫妮卡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冲刺时刻。1月6日,她从弗兰克·卡特办公室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书面陈述草案,准备第二天去卡特那里签署。她根据自己的故事版本修改了几个地方,有些是打电话咨询乔丹后改的。1998年1月7日上午10点,莫妮卡准时出现在律师的办公室。“我深呼吸了一下,沿着大厅走进办公室。”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因为我爱总统,也忠于总统。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签完这份书面陈述文件,我就穿上了球衣,加入了总统的队伍。”

  然而,无论她如何巧言如簧,她签署的书面陈述都是假的。在文件内——为了保证她的匿名性,用“Janedoe6”来代替名字——莫妮卡说,她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原告(琼丝)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她还勾勒了自己在白宫的工作,强调自己在任职期间见过总统几回。这份文件的内容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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