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59)

五九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觥—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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