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28)

二八

　　因此德雷福斯上尉这个35岁的青年人就被认定为间谍，受到审讯。根据伪造的证件，他被判了刑，囚禁在鬼岛上。两年之后，法国情报局的比夸特上校发现了证据，知道卖国贼不是德雷福斯，而是一个穷极无聊的军官埃斯特海济少校。法国政论却反而因比夸特发现了这个证据，惩罚了他，并拒绝重新开庭审理德雷福斯的案件。

　　这件丑闻传遍了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成了一个公开争论的议题。全国的知名人士都卷入这场争论。埃米尔·左拉发表了《我抗议》一文，为德雷福斯辩护，结果他却被囚禁了。当时法国有13位主持正义的名人，包括克列孟梭、饶勒斯和瓦尔德克·卢梭等，都不断地呼吁，要求为这个无罪被判刑的人重新审理。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德雷福斯被判刑五年之后，得到了重新审理，他的无罪终于被证实了。但是法国的法庭为了保全体面，还是耍了个两面手法，既宣判他有罪，又把他赦免了。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法国，以至欧洲的反犹太极端主义思潮在作怪。而这些知名人士为这个被冤屈的犹太人的审诉，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

　　当时，马克·吐温正偕全家人在维也纳侨居，他也感受到奥国反犹太思潮的猖獗，他一方面称赞“法国那12位明智人士随着伟大的左拉，挺身而出，投入战斗”。一方面自己也给《哈珀杂志》写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

　　我首先要说的是，假如我觉得自己对犹太人有反感，我就会认为最公正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评断。不过我认为我并没有这种偏见。几年以前，有一个犹太人对我说，我的书里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并没有说过什么不礼貌的话，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之所以没有说那样的话，就是因为我没有那种意向。我确信我没有种族偏见，我认为我对肤色也没有偏见，对等级和信仰也是一样。我确实知道是这样。我对任何群体都一视同仁。我所关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一个人总要确实是个人才行——对我来说，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够了；只要确实是个人，就肯定不会太坏了犹太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会扰乱治安，就连他们的敌人也会承认这一点。他不是个懒汉，不是个酒鬼，也不爱吵闹，不爱斗嘴，不爱捣乱。在犯罪的统计材料里，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在人类的一切种族中，犹太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最仁慈的一种人。

　　如果统计数字不错的话，犹太人只占人类的1%。

　　我们可以联想到，这好比星群中的一个小星发出的一线微光，在星河的光辉中，是根本看不出的。严格地说来，犹太人应该是很少有人听说的；可是他们却颇有名声，一向就是如此，他们在这个星球上，与任何一个别的民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商业上的重要作用，以他们的人数多少而论，是远远地超过了应有的比重。他们在全世界的文学、科学、美术、音乐、金融、医药和深奥的学术等等方面的名人录中所占的地位，也是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比重。在各个时代，他们都在这个世界进行了惊人的奋斗，而且是被人捆住双手艰苦奋斗的。他们尽可以自豪，这是不难理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都曾盛极一时，声势浩大，光耀非凡，然后就衰败下来，有如黄梁一梦无影无踪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又跟上来，也都热闹了一阵，又消逝了；还有一些别的民族兴盛起来，高举火炬，照耀四方，但又终于熄灭了，他们蹲在黄昏的微光里，或是已经消灭了。犹太人看到这许多民族的兴衰，虽胜过了他们，却还和过去一样岿然独存，既不颓废，也不衰弱，身体健全，精力充沛，活跃和进取的精神毫不减色。一切的事物终有一死，惟独犹太人得以永存；别的力量早就消失，他们却始终健在。

　　马克·吐温面对汹涌的狂涛，为了维护一个“特别优秀的”民族，他又随着伏尔泰的脚步前进了。

　　当然，我们更不该忘记，在这位伟大作家生命历程中，对于我们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还曾给予过热切和持久的关注。

　　马克·吐温从18岁（1863年）到旧金山起，一直到与世长辞，前后40几年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真正做到了始终不渝。在逝世后发表的《神秘的陌生人》（1916年）中，马克·吐温还说，他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正义立场，是他安身立命、不能自已的根本信念所在。回顾近代历史，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情厚谊的著名作家固然不少，而几十年始终不渝如马克·吐温者，不能不说是非常突出的。1901年11月23日，在纽约的勃克莱博物馆举行的公共教育协会上，马克·吐温做了他那篇让中国人民直到现在都感到心中发烫的著名演说：我想，要我到这里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把我看作一位教育专家。如果是那样，就会显得在你们方面缺少卓越的判断，并且仿佛是要提醒我别忘了自己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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