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2)

二

　　他们对巨石的精彩表演十分满意，但对因此而引起的注意却有点担心，便分头仓皇逃奔镇上较为安全的地点。和马克·吐温相比，他的弟弟亨利却是那种听话的好孩子，但是正如所有的兄弟一样，少年时代的马克·吐温和他的弟弟就像关在一个槽子上的两头小毛驴，总是发生一些只有孩子才会有的故事，多少年以后，马克·吐温回忆道：我妈妈老是为我操心。不过据我看，她也乐意这样做。拿比我小两岁的兄弟亨利来说，她就根本不操心。依我看，要不是我在另一个方面给她提供一些调剂与变化，那么，以亨利那样的德行、老实、听话，也太单调了，只会成为她的负担。我是一贴补药，对她有益处。过去我从未想到这一点，现在我认识到了。

　　我从没有看见亨利对我或对任何人做过什么坏事——不过他经常做些正当的事，给我造成了很大损害。他有责任汇报我的所作所为，而当我理应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却忠实地履行了那个义务。

　　正是亨利提醒我妈妈注意，她为了不让我去游泳而在衣领上缝了能变色的线。要不是亨利这样提醒她，我妈妈是不会发现的。她发现，证据如此确凿，而以她锐利的眼光却没有能注意到，这叫她很生气。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对我的惩罚也便加重了一分。这完全合乎人情。人们总是一有借口，就把自己的短处推到别人身上——不过，那没有什么。我在亨利身上找报复。亨利从没有偷过糖吃。他是公开从钵子里取的。

　　妈妈知道，只要她不在旁看着，他是不会拿糖吃的。

　　不过她对我有点疑心。确切一点说，也不算是疑心，她很明白，我是会的。有一天，妈妈不在的时候，亨利从她珍贵的英国老式的糖钵里拿了糖。这糖钵是传家之宝——而且他还把糖钵给打破了。这是我第一次能有机会告他一状，我真是说不出地高兴。我告诉他说我要告他了，可他一点也不急。等到妈妈进来，看见钵子掉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她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故意让沉默发生作用。我判断，这会增强效果。

　　我等着她发问：“谁干的？”——这样，我就可以把新闻端出来。可是我算计错了。她沉默过后，什么也没有问，——她只是用她那个针箍在我脑袋上猛击了一下，我只觉得一直痛到脚跟。我因为被冤枉而发作起来，以为她会为错怪了人而十分难过。我期待着她会有懊悔、难过的表示。我对她说，那不是我，是亨利。可是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她无动于衷地说：“没有什么。这算不上什么，你反正会做些什么我听不到的事。这是你应得的。”

　　屋外有一个扶梯通过二楼的后面。有一天，亨利被指派做一件事。他就拿了一只铁桶去了。我知道他要爬这个楼梯，我就走了上去，从里面将门反锁了起来，然后下楼到园子里。园子刚犁过，遍地是乌黑的结实的泥土块，可供挑拣。我收集了不少，埋伏在那里。我等着，等到他上楼梯，走近楼梯口。亨利逃不了了，然后，我就朝他扔泥块，他使劲用铁桶抵挡，可是挡不住，因为我几乎是个神枪手。泥块打在屋檐板上，引得妈妈也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解释说，我这是逗逗亨利玩的，马上两人都追我，不过我知道怎样爬过高高的木板栅栏，就逃掉了。一两个钟头以后，我鼓足勇气往回转，四下里没有人，我以为这件事算完了。可是没有完。亨利伏在那里等着我。

　　跟往常不同，这一回瞄得很准，他扔一块石子，打在我脑袋边上，肿起一个包来，像阿尔卑斯山的马特霍恩峰。我径直带着它去找妈妈，以寻求同情，可是妈妈并没有被感动。

　　还有一件事也是因为亨利告状引起来的，“而且“也是因为马克·吐温在熊湾游了泳以后，缝衣领时又把线缝错了颜色。这一次马克·吐温被妈妈惩罚去刷围墙。只是这一回，他的调皮才能救了他，每逢有孩子走过来，他就故意装出刷墙很美的样子。并且一个劲儿地劝诱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孩子：“一个孩子休想天天有机会刷围墙玩吧！”孩子们经不住把白灰刷到墙上去的诱惑，纷纷拿自己手中的东西做为交换条件，一个接一个地心甘情愿地刷墙，就这样，马克·吐温不仅在半个下午还不到的时候就出色完成了妈妈的“惩罚”劳动，而且还收到相当一批礼物：有一只破口琴，一尊苇管做的炮，一只死老鼠，12颗石弹，一个刀把儿，一只大酒瓶的玻璃塞子，还有四块柑子皮。

　　当他请母亲去检查时，她发现整道围墙都刷好了，感到十分惊讶。她承认自己低估了这孩子的本事，内心感到歉疚，因此就给他挑了一个最好的苹果作为奖励，打发他去玩，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最赚的一桩交易。

　　若干年后，赛姆已是一个40岁的成年人时，在一本简直就是描写自己童年时代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对这个星期六刷墙的情节作了一番不朽的描绘。

　　但马克·吐温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还是在姨妈家的农庄度过的，那个农庄在距佛罗里达州四英里的一个地方，在一座毫无生气的草场上，有一所木条栅栏围着的老宅院，这就是帕翠姨妈的家，每次到这里来，小马克·吐温都像我们现在的孩子去国外旅行一样兴奋无比，这种心情一直保持到他成为一个白发老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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