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20)_虚阁网

二〇

　　这空虚“贪婪而嫉妒的小店主”的政府比那些大陆国家的政府具有更大的自尊和自信；大陆国家的政府由于良心有愧而心怀恐惧，不惜挥舞警棍来迫害自己的反对者，甚至当后者并没有越出讨论和宣传的范围的时候也如此。

　　但是就祖国这个词的另一种更深刻的涵义来说，那末，自从马克思用他天才的眼光看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底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祖国了。马克思所制定的历史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庸人之所以预言每个天才终将胜利，正因为他们是庸人。即使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天才没有被送上十字架或是火刑堆，而是获得了承认，那也只是因为他终于甘愿让自己变成了庸人。如果没有发辫垂有肩际，歌德和黑格尔也是永远不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公认的天才的。

　　在19世纪的天才人物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经受过一切天才中最伟大的天才——卡尔·马克思——所经受的更痛苦的命运了。还在他开始进行社会活动的头10年当中，他就不得不同经常的穷困进行搏斗，而从移居到伦敦时起，他就面临着亡命生活的全部可怕的遭遇。但是真正当他通过不倦的努力在年富力强之际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时候，他却遭到了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命运，而成年地、成十年地为日常生活需要所缠累，为一块必不可少的面包而操心苦恼。一直到逝世，他都没有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哪怕是勉强过得去的生活。

　　而且，马克思所过的绝不是庸人们所说的那种庸俗的流行意义下的“天才的”生活。他的过人的勤奋是和他那过人的精力相称的。日日夜夜的过度工作很早就开始损坏了他那一度是钢铁般的躯体。在马克思看来，失去工作能力对于每个人来说等于是宣告死刑，只要他不是天生就是畜类，——他是一本正经地这样说的。当他身患重病而不得不一连几个星期躺在床上时，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我读了卡本特尔的生理学和洛尔德的生理学，科利克尔的组织学、施普茨海姆的大脑系统及神经系统解剖学，施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著作。”马克思尽管好学不倦，却从不忘记他自己在青年时代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不应该为谋生而写作，而应该为写作而谋生。不过，马克思从来都是懂得“谋生的绝对必要性”的。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由于一个敌视他的世界的仇恨、憎恶或至少是畏惧而遭到失败。甚至那些在其他场合下装出一副独立不倚的姿态的德国出版家，也被这个大名鼎鼎的“煽动者”的名字吓得退避三舍。德国所有的党派都同样诽谤他，而只要他的真正面貌在什么地方透过人为的云雾显示出来，在那个地方，有计划地保持缄默的卑鄙阴谋就起着作用。从来也没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长久地完全被排除于本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唯一能够为他奠立一个比较隐固的立足点的工作，是他从1851年起在整整10年中间为《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搞的工作。

　　这家报纸当时拥有20万订户，是美国的一家读者最多而资力最雄厚的报纸；而由于它鼓吹一种美国式的傅立叶主义，它要比纯粹资本主义企业的鄙俗的刮钱主义略胜一筹。马克思为这家报纸撰搞的条件本身是相当有利的：他每星期必须为该报写两篇论文，每篇论文得稿酬2英镑（合40马克）。这也就是说，每年可以有大约400马克的收入，而有了这笔钱，马克思就能够在伦敦勉强维持生活了。当弗莱里格拉特刚开始他的商业活动时，他的收入也不比这更多，而他就自认为可以为吃到“流放中的牛排而自豪了”。

　　当然，这里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从这家美国报纸得到的稿酬是否抵得上他的文章的文学与科学价值。

　　资本主义的报业只考虑市场价格，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它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马克思也并不要求更高的待遇。但即便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他也有权要求遵守已经签订的合同，而且恐怕也还有权要求稍稍尊重他的著作。但是，他无论从《纽约每日论坛报》方面或是从该报的出版人方面都没有得到这些东西。德纳这个人虽然在理论上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但在实践上却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美国佬。正如恩格斯在激怒的时候所说的，德纳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卑鄙的小资产阶级的招摇撞骗。德纳知道得很清楚，马克思对于他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撰稿人，他经常在订户们面前拿马克思来炫耀，甚至时常把马克思的信冒充为自己的编辑部的文章；这种做法曾引起写信人的正当的愤怒。

　　但是尽管如此，他照旧用资本主义剥削者对待他所剥削的工人的惯常的无礼态度来对待马克思。

　　德纳不但在报纸的营业刚一下降的时候就把汇给马克思的稿酬减掉一半，而且只付给他已发表的文章的稿酬，同时毫不惭愧地把不适合于自己的买卖的文章都拥到桌子底下去。有时候，一连三个星期甚至六个星期，马克思寄去的文章都被拥到废纸篓里去了。

　　当然，马克思临时为之撰稿的那些德文报纸，例如维也纳的《Presse》（《新闻报》），也并不表现得更好些。因此，马克思说他为报纸写稿挣的钱还不如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投稿人，这是一点不错的。

　　还在1853年，马克思渴望能有几个月的空闲来进行他的学术研究。他说：“但是，虽然我是得不到这种空闲的。不断地为报纸乱写凑数文章已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毫无益处。不管你怎样力图独立不倚地写作，你总归要受到报纸和它的读者的约束，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靠领取现款维持生活的人。纯学术工作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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