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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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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卢格充分认清了“自由公正的普鲁士”，因而迁居到德勒斯顿去，并从1841年7月起在那里以《Deutsche Jahrbucher》（《德意志年鉴》）为名出版他的杂志。从这时起，他的刊物的论调变得比以前激烈了，因此，过去嫌这份杂志不够激烈的马克思决定给这个杂志撰稿，而不另外创办杂志。他的论文也没有发表。 1842年《莱茵报》在科伦创刊。马克思在定居波恩期间开始为《莱茵报》写文章，并很快就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撰稿人.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请他做了主编。 马克思按照事先拟定的庞大计划，开始同莱茵省议会打起了笔墨官司，并也因此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理念。在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以十分动人的幽默语调嘲笑了他后来称之为“议会迷”并且为他终生所厌恶的那个东西：“省议会见不得阳光。在私人生活的黑暗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那么轻信别人，以致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宽厚大方地接受省的信任。省刚刚以信任他们这一事实表明了对他们的判断，但是，如果要求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报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自己、他们劳动、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十分荒诞了！” 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 马克思颂扬自由的报刊——人民的敏锐的眼睛，把它拿来同受检查的报刊对比；后者的根本缺陷是伪善，而从伪善又产生其他一切缺点，包括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令人厌恶的消极性。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忽视自由报刊也可能遇到的危险。城市代表当中的一个发言人要求把出版自由当作行业自由的一部分来争取。马克思反驳他说：“难道降低到行业水平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吗？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在马克思做了主编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击以《总汇报》为阵地的恶毒的攻击，而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他一点也不想庇护那些，在他看来也是“浅陋的”著作，而且，他甚至不能说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因此，他尽可能地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指出《总汇报》本身在偷运共产主义.但同时他也老实地承认，《莱茵报》不应该单靠空话来解决两个民族所力求解决的任务。他写道，《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今形式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能希望这些思想在实际上会实现，或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它仍旧准备“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对这些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像勒鲁、孔西德朗这样一些人的著作，特别是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是不能单靠灵机一动的肤浅的想象来批判的。 的确，后来马克思说，这种论争使他对《莱茵报》的工作失去兴趣，于是他“贪婪地”抓住重新回到自己的书房的机会。但是，正像人们在回忆往事时所常发生的那样，他把原因和结果纠缠在一起了。当时马克思还是全心全意地从事于自己的编辑工作的，他把这个工作看得那样重要，以致为了它不惜同所有在柏林的老朋友们决裂。自从“精神生活方面的趣味还比较丰富”的“博士俱乐部”因为报检查令的缓和而变成了一个所谓“自由人”的团体以后，同这些人往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这个“自由人”的团体中，几乎汇集了所有住在普鲁士首都的三月革命以前的文人。 这些人在那里扮演着政治革命家和社会革命家的角色。 还在夏天时，“博士俱乐部”里发生的事情就使马克思深感不安；他说，宣布自己的解放是一回事，这是正当的；但为自己大肆宣扬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些自我吹嘘的意味。不过他想，幸亏布鲁诺·鲍威尔在柏林，他会设法至少不让他们搞出“荒唐事”来。但布鲁诺·鲍威尔却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不耻于在他们的滑稽戏里充当一名旗手。他们在大街上列队行乞；他们在酒楼妓院里胡作非为；他们下流地侮辱毫无防卫的牧师；布鲁诺·鲍威尔在施蒂纳的婚礼上从自己的编织的钱袋上解下一对铜环交给牧师，说用它们来代表结婚戒指是再好不过的了；——这种种行径使“自由人”变成了胆怯的庸众半惊半惧的对象。但同时，这也无可挽回地糟蹋了他们自称为之效力的事业。 这种街头顽童式的恶作剧，对于“自由人”的精神活动当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来处理他们投到《莱茵报》的稿件。许多这种稿件都被检查官的红笔勾掉了，但是，正如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所说的，“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那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翻转乾坤的废料；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处理事务的才能，‘自由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容许他们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下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最后的决裂是在1842年11月海尔维格和卢格来到柏林时发生的。海尔维格当时正在作他的有名的周游全德的凯旋旅行。在科伦，他结识了马克思，并且立刻和他建立了友谊；在德勒斯顿，他会见了卢格，并和他一道前往柏林。在柏林，他们自然看不惯“自由人”的那些胡作非为。卢格同他的合作者布鲁诺·鲍威尔争吵起来，因为鲍威尔“要他相信荒谬绝伦的东西”，例如，应该把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作为概念来加以扬弃，至于在现实中它们将是怎样的，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海尔维格也不喜欢“自由人“。于是“自由人”就对这位诗人的不恭进行报复，无情地嘲笑他觐见国王的有名事件，以及他同有钱的女继承人订婚一事。 双方都想在《莱茵报》上展开争论。海尔维格在卢格的同意下，要求《莱茵报》刊登一项声明，其中说，“自由人”作为个别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人物，但是，正如他自己和卢格曾对他们坦率地说过的，他们的政治浪漫主义、恃才傲物和狂妄的自我吹嘘，却危害了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党派。马克思在自己报上刊登了这个声明，接着，梅因就代表“自由人”接二连三地给他寄来一些粗暴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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