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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福格特先生》严厉制止这个可耻的企图,证据确凿地指出,在那些从德国逃亡出来的人当中,谁是真正为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的,谁即使在受迫害、生活极度困难时,仍然坚定地捍卫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利益。而福格特呢?却为着拿破仑第三效劳,并且以政论家的身份来支持拿破仑的政策——旨在反对德意志的民主统一。过了10年,在第二法兰西帝国被推翻以后,在拿破仑的文件中,这笔款子是福格特于1859年从波拿巴的秘密基金中领得的……

  燕妮抄完马克思《福格特先生》手稿的最后一页,还击敌人的这一自费出版的新武器刚刚排印,来自家庭内部的灾难又接踵而至……

  朋友魏德迈的夫人路易莎收到燕妮的信:

  “……这一次我们倒霉透了,‘四面八方’都卑鄙地攻击我们,所有德国的、美国的和其他报刊都进行了无耻的活动。你一定想象不到这件事使我们有多少不眠之夜和忧虑。控诉《国民报》需要很多钱,而卡尔写完了书,却找不到出版商,于是只好自己出钱(25英镑)刊印,现在,书已经出版了,但是卑鄙的、胆小的、出卖了灵魂的出版界对此一言不发。你喜欢这本书,这使我非常高兴。你对它的评价几乎和我们其他朋友的意见一字不差。出版界故意只字不提,自然就使这本书不能像我们有把握地期待着那样畅销,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说来,书能得到所有知名人士的称赞已经足够了。甚至反对者和敌人也承认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布赫尔称它为现代历史的简明指南,而拉萨尔写道,读这本艺术作品对他和他的朋友们说来是难以形容的享受,他们还不停地称赞该书笔锋犀利。恩格斯认为这是卡尔最优秀的作品,鲁普斯也有同感。祝贺信像雪片飞来,甚至卢格这个老头也称它为谐谑工作。我想知道,在美国对这本书是否同样不置一词。如果这样,那真太令人愤慨了,更可恶的是所有报纸居然费许多篇幅去登那些无聊的谎言和诽谤,也许你的丈夫能想点办法来推销这本书。

  “当我快要抄完这本书的手槁——这本书正在排印的时候,忽然感到很不舒服,开始发高烧,不得不去请医生。11月20日医生来了,他细心地诊断了好久,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说:‘亲爱的马克思太太,我很难过但是必须告诉你,你患天花了,孩子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你可以想象,这几句话使全家多么恐惧和悲伤!怎么办呢?李卜克内西慨然提议给孩子们找住处,中午女孩们就带着自己的小东西走了。

  “我的病越来越沉重,出现了可怕的天花的症状。我受了很多很多苦,脸上像火一样疼痛,整晚都失眠,体贴入微地照料着我的卡尔担忧万分,最后,我失去了一切感觉,但神智一直是清楚的。我躺在敞开的窗子的旁边,让11月的寒风一直吹着。房里火炉很热,他们在我发热的嘴唇上放了冰,不时喂我几滴葡萄酒。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听觉越来越迟钝,后来眼睛也闭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眠的时刻已经来临!

  “由于细心的亲切的照料,我的身体终于战胜了病魔,并且已经完全复原了,但是脸变得很难看,暗红花的疮痕像现在正流行的品红色一样。可怜的孩子们直到圣诞节才回到了她们深深怀念着的家里,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是难以描绘的。这些小姑娘们看到我非常激动,几乎忍不住要流下泪来。五个星期以前,我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显得很体面,那时我还没有白头发,牙齿和身段还很好,人家都认为我保养得法,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怪兽,宁愿快放到动物园里去,也不愿在高加索人中间,然而,不要害怕,现在我的样子不那么可怕了,疤痕已经开始痊愈。

  “我还没有离开病床,我亲爱的卡尔又病倒了。过度的惊恐,各种忧虑和悲伤使他也支持不住。他的慢性肝脏病转成了急性。谢天谢地,受了四个星期的折磨,他总算好了。这时《论坛报》寄给我的稿费又减去了一半,而那本书不但没有任何报酬,反而要付出一笔款子。为了医治这个可怕的病,又花去了许多钱。总之,我们这个冬天是怎样过的,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这种种原因,卡尔决定到盛产烟草和奶酪的荷兰故乡去袭击一番。他希望从姨父那里借些钱。因此,目前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在专心等待……

  “卡尔还没有离开,我们的忠实的琳蘅又生病了,直至现在还躺在床上,虽然已有好转,因此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这封信也只能匆匆结束。”

  马克思去姨父家不久,传来的消息是因身体未完全恢复,病又复发了。这样,马克思又在姨父家整整住了两个月才治愈回家。

  马克思又面临钱的危机,姨父家的一点钱也只能解决暂时困难。马克思跑到伦敦一个铁路公司想去干份办事员的工作来挣些钱,可是那里回答的是:因“字写得不好”,不接收。

  第十四章 亚洲的曙光

  马克思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面赶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挤时间学了丹麦文和瑞典文、高等数学,还研究了俄国现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农民解放的文章。这期间,马克思已英明预见俄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马克思又把目光盯住了欧亚大陆的世界东方。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入侵、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而英勇斗争的时期。马克思十分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民主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处心积虑地妄图发动新的侵华战争。1856年10月,英政府勾结法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国和法国派军舰北上,攻占了大沽炮台,侵犯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以“换约”为名再次炮轰大沽,1860年英法侵略军发动更大的侵略,侵占天津和北京,焚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揭露英法侵略者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指出:这是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极端不正义的战争”,他严厉谴责侵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罪行,他痛斥了英国人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制造的荒唐借口,指出他们的“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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