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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过了一些时候,他收到了回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马克思于次日早上动笔起草,当晚写完了《共产党宣言》的导言“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客和教会、资本家和地主,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露骨的煽动,对这些煽动和谎言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公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的目的、见解和企图。

  紧接着的一章则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按照一定规律演进的社会发展史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考虑本国特点的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这种思想贯穿在直到那个结束语的整个篇幅里,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注意走出书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直接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问题,会议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参加者讨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宜。

  “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订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谈了出版的目的和意义。

  这时,魏特林这个德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却直言不讳地插了进来。他要求出版他的空想体系及其他一些教学方面包括新的语法书籍。

  魏特林很快发现马克思的一对眼睛从黑脸、黑头发、黑胡须的地方射出两道谴责的光柱来:“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

  魏特林裁缝工人出身,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受“正义者同盟”委托,他写作和出版了《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盟员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他死抱住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不放,又发展到不顾工人运动宣传发动的大局,还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解脱。

  他不是要创立新的理论纲领,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和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社团。

  魏特林用回忆过去从各地寄来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

  “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马克思听到他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灯震得摇晃。

  5月11日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上,马克思就克利盖的错误思想起草了《反克利盖通告》,会上通过时只有魏特林一个人投反对票。

  马克思在《反克利盖通告》中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观点不是共产主义。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采取幼稚而又夸张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名义所宣传的伤感主义梦呓,如果被工人阶级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不久,这个坚持以爱情为基础、洋溢着情爱的、充满温情的共产主义的报刊被迫停刊,克利盖和魏特林的那些拥护者在盟员中的威信大大下降。

  1847年9月27日,布鲁塞尔成立“德意志工人协会”。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区部以后,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马克思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各国反动派。因此,他十分关心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活动,并与英、法、德和瑞士等国的民主派建立了联系。

  成立协会的当天,马克思因特殊情况未能出席大会,然而,会员们选举了马克思担任了副主席,由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吕西安·若特兰担任主席。

  欧洲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马克思开始登上向工人群众演讲的舞台。

  他的《关心自由贸易的演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在布鲁塞尔工人运动中先声夺人,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这位29岁的黑胡子出台演讲,场场爆满。演讲中,那种恰到好处的仰头、眯眼、抖须的细微动作和那铿锵雷霆般震得长发煽动——犹如山鹰展翅,更为其独到的见解推波助澜……

  台下的心潮澎湃,经久不息,有些工人竟然乐意让人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让自己头上的人唤出自己的心声——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老爹!”

  “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

  “卡尔老爹!你才是我们工人的老爹!”“……”

  于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以其形似和神似的“马克思老爹”从布鲁塞尔的工人运动中传播开去……

  当时,共产主义通讯社(同盟)中央委员会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因政治流亡者的约束,他还只领导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却事先要听取布鲁塞尔区部的意见。

  1847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在11月29日如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正式通过同盟章程和纲领,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当时在同盟的不少支部中,特别是在瑞士和德国,宗派主义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同盟中央的纲领。同盟中央预计到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宗派主义分子会制造危机,会发生激烈斗争,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在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能出席大会,我们真是高兴已极,我们将尽力减轻你的费用负担,请你们尽力而为,如果克服了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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