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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七


  菲律宾独立庆典日定为1946年7月4日,但麦克阿瑟——这位菲律宾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在世英雄——却说他没有兴趣参加。最后白宫得知此事。才命令麦克阿瑟赶到马尼拉。

  马尼拉城仍然呈现着一片可怕的劫后余迹,从机场驱车进入市区的路上,毁坏的房屋、堆积的瓦砾布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麦克阿瑟伤感地凝望着这一切,不禁想到了东京和横滨。一年前这两座城市看上去更糟,但现在瓦砾已经清除殆尽,日本人民正在这片废墟上,勤勤恳恳地建造着新家园。为什么菲律宾人民不这样做呢?作为一个独立了的民族,他们似乎并不急着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这不是个好兆头,麦克阿瑟暗暗想道。

  和亲身巡视相比,麦克阿瑟宁愿别人来看望他。这能使他常常拥有一种优越感。姑且撇开其它不谈,麦克阿瑟就会利用这种优越感来窃取来访者的脑力劳动成果。他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有时多得出乎来访者的想象。在东京总是有一批名流,包括美国的政治家、陆海军将领、外交官、著名记者、电影明星、麦克阿瑟的老朋友、作家、教授、红衣主教、体育明星和新闻出版商等,他们都是麦克阿瑟的常客。

  琼每周都要为这些名人安排二三次正式午宴。当麦克阿瑟从第一大厦赶回来的时候,总会看到他们聚集在大使馆的会客厅内和琼聊天或彼此攀谈。麦克阿瑟一迈进走廊,琼就转过身用颤抖的声音说;“看,将军来了!”仿佛将军的到来给了她一个惊喜。

  麦克阿瑟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向琼,亲一亲她的面颊,紧紧地拥抱着她说。“你好,珍妮!”或是“亲爱的!”像是丈夫终于见到了相别月余的妻子,这一幕表演充满了真诚。在别人眼里,即使是斯科特和菲茨杰拉德的幸福也不过如此。这一切都进行完毕后,麦克阿瑟才向他的客人们问候,好像他们的到来是他最大的愿望似的。这时,他通常会说“我饿了”,并开玩笑似的对妻子说:“我们有吃的吗?”然后,他和琼就会领着客人走向餐厅。

  餐桌可坐大约20个人,大部分是高级官员(军职与文职官员都有)。麦克阿瑟坐在桌子的上首,贵宾坐在他的右边,另外一位客人坐在他左边。琼在下首,两边都有客人。其余的人随便坐。有时为了争到离将军近一些的座位,会出现一些客人们身份不符的争抢。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一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内负责外交事物的官员建议“在外交礼仪上,外交代表应按顺序就坐。”麦克阿瑟却说:“在我这里不必如此,如果在我这儿不拘礼有什么不妥之处,那就算做是麦克阿瑟的礼仪吧。”

  麦克阿瑟舒适地享用过午餐之后,便开始同身边的客人彬彬有礼地交谈,他们的话题涉猎很广,轻抚着知识的藤蔓,旁征博引地论证着某个观点,他们会探讨人类的价值和如何种植出一天就能结果的种子等等。麦克阿瑟喜欢交谈,但不愿浪费时间。和这些客人们谈话时,无论谈话的内容看似多么轻松和随便,将军总有他自己的意思和目的,通常都是他在讲,但这也有其目的。很少有人能抵制这一点。来访者们一遍遍地发誓,决心不再被将军的智慧和魅力所吸引,也不被他伟大的人格所蛊惑,但结果只有一次次的失败。麦克阿瑟的兴趣十分广泛,似乎随时为每个来访者准备了故事,有的动人,有的悲壮,有的深入人心,还有的欢愉和诙谐。

  这并不意味着麦克阿瑟具有真正的幽默感。对命运的感觉,那种被上帝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肩膀的感觉,使麦克阿瑟不能自嘲。他从不觉得自己可笑,也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有什么荒谬的态度与行为。但他很爱笑,也知道如何利用笑话达到自己的目的。来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拜见他的人都有同感,那就是在被召见的一刻钟或半小时的有限时间里几乎都会完全沉浸在这位将军的话语里,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到最后而忘了告辞。每到这时,麦克阿瑟就会把话锋转讲个故事,说是一个英国陆军少尉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在多佛尔城堡训练。战士们按照少尉的错误口令迈步走向悬崖,这可把少尉吓坏了,他努力想着下什么口令能让他们回来。但此时他脑中一片空白,他一想到士兵们坠入深渊的可怕情形,说话都结结巴巴。他大惊失色地发出了一种像窒息了似的奇怪的声音。就在部队齐步走向灾难时,一名中止冲到他面前央求道:“长官,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说点儿什么吧,哪怕只是说声再见也好哇!”来访者便领会了将军的意图,会心地笑着说,他现在确实该走了。

  麦克阿瑟已近古稀年龄却仍然十分讲究自己的仪表。他在战争期间体重猛增了20磅,此时腰部渐粗;就像许多上了年纪的伟人那样,他曾经一度仪表堂堂的身材,现在就像一节老树干。他的视力不断下降,不戴眼镜已经无法阅读;右手不停地颤动,这显然是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症状,这种病正在缓慢而不断地加剧着。

  麦克阿瑟想尽办法掩盖他的衰老症状。他把头发染黑,把头右侧的头发蓄得很长,以便梳到头顶上,盖住渐秃的头顶;照相的时候他尽量摘掉眼镜,戴上帽子。但有些东西是掩盖不住的。一位能够经常接触到麦克阿瑟的记者拉塞尔·布赖恩斯注意到“他的手很瘦;他越来越显得紧张暴躁,越来越敏感了。”

  尽管外貌的衰老无法抗拒,但麦克阿瑟的身体依然强壮,来看望他的人也常说,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快70岁的人,倒像50左右。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只生过两次病,一次是由于牙周炎,拔了牙。另外一次是嗓子发炎,他的医生道格拉斯·肯德里克上校要给他打一针青霉素。可麦克阿瑟对医生、医院和打针充满了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医生为他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检。这次他仍坚持说:“医生,我觉得我不需要打针。”肯德里克就只好给了他6片磺胶片,他却只吃了一片。

  夜里2点,肯德里克接到琼的电话,说将军的体温已达到104华氏度。肯德里克匆匆赶到大使馆,看到麦克阿瑟穿着西点军校的睡袍躺在床上,看上去十分懊悔。“大夫,我不是不尊重你,”他倦怠而嘶哑地说,“我全听你的。”肯德里克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没几天麦克阿瑟就完全康复了。

  虽然身体不可避免地日渐衰老,但麦克阿瑟的精神却依然年轻。他不愿放弃他年轻时的梦想:做一名陆军校官,无所畏惧潇洒英明,带领着爱国的勇敢战士冲锋陷阵,要么胜利,要么牺牲。麦克阿瑟对后方并没有太深的感情,除了西点军校橄榄球和牛仔影片,他对后方的一切艺术、文学或音乐都没有兴趣;也没有类似网球和高尔夫的体育活动。他有一大堆有趣的熟人,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能与他自由地倾谈,喜他所喜,悲他所悲,与他同舟共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冷冷清清、空虚而孤独的境地。军人的一生就像一张人生岁月线刻出来的剪影,从少年到壮年,现在进入了老年阶段。每一种能美化和加强其作为军人的精神形象的东西对他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在他的军旅生涯步入尾声时仍然一如既往。

  国会设立五星上将军衔,由于过于仓促,标准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含混不清。麦克阿瑟借此要求将他列入现役将军名单继续服现役。他对把他列入退休将军名单,却让他仍担任现役职务,是有意见的。国会只好修改了这项法规。1948年,麦克阿瑟的名字列入了现役将军名单。”

  这还不能使他满足,1944年国会设立“战斗步兵奖章”。授予的对象特别把高级将领排除在外。就在此时战斗结束,“战斗步兵奖章”的声望更加高涨,从缅甸到柏林,所有的将军都极想得到它,这是一枚画有手持银色肯塔基步枪的步兵图样,周围有一圈极漂亮的桂花花环的蓝色矩形瓷质胸章。奖励英勇行为的其它很多奖章是由于授予者的偏爱或是士兵的运气,但紫心勋章和战斗步兵奖章却只授予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史迪威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怀念的将军之一。他和麦克阿瑟一样,视自己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和战士。他生前向陆军部强烈要求,希望得到战斗步兵奖章,这让国会很棘手。他最后达到了目的。史迪威去世后,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给他追授特别“战斗步兵奖章”,他的遗体就是带着这枚奖章下葬的,只是军方并没有公开此事。而这当然无法阻拦史迪威的家人在他的遗像上——在史迪威的左胸,四条缓带上方——画上这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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