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5)_虚阁网

五

　　在大学期间，李约瑟失去了父亲，老约瑟于1920年因病去世，李约瑟特地赶回与父亲作别。由于父母不和，而李约瑟一直偏爱父亲，他后来写道：

　　“一个小孩子处于这样的环境，要不偏袒任何一方是很痛苦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同情父亲医学的和科学的心理状态胜过同情母亲的浪漫豪放。”尽管后来李约瑟意识到自己曾极大地受惠于母亲，也很爱母亲，但他对父亲的去世仍然难以释怀。而且老约瑟生前的藏书，除少数李约瑟留作纪念外，大部分被母亲卖掉。他自己后来说：“以财物而论，我很清楚除书刊外，在衣着等等方面我都不符合个人生活方式的最高标准。我不屑在那些方面多费心，而且多年来我确实曾经深受僧侣观念的支配，尽量减少身外之物。尽管我有意识地摈弃禁欲主义，但是它和我的本性自有相通之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颇觉可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失去了我父亲的图书室，原来我父亲在1920年去世之后，我母亲要处理掉这些藏书，当时我出世思想特别浓厚，既是一个年轻的实验室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个宣道会的杂务修士，对此毫无兴趣，因此这些藏书全被卖掉了。我只留下几本作为纪念。后来这些年里，我一直为此惋惜不已。”

　　霍普金斯的生物化学对李约瑟影响很大。

　　“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一次及第二次医学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了生物化学的研究。”

　　霍普金斯是英国生物化学的真正创始人，素有“生物化学之父”之称。1929年，他因在研究蛋白质，特别是维生素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与荷兰的克里斯蒂安·艾克曼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霍普金斯对李约瑟的思想发展与生化研究工作起了关键的作用。“记得在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去考本·利维生化奖学金，他却叫我不要性急，说我一定得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到时候准能考得的。

　　我真是考得了，每年250英镑在那时候似乎是了不起的，完全不同于现在人们所盼望和需要的几千镑的数字。”

　　这样，在1921年，李约瑟得到基兹学院研究员的职称，进入霍普金斯主持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得到每年250英镑的收入，卸下了阿尔德叔叔供他上大学的负担，为此他很自豪。

　　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是一个听其“沉浮”的研究所。霍普金斯从来不喜欢出题目给研究人员去做，只有当你自己找定问题打算进行时，他知道了必定全力支持。

　　李约瑟刚进研究所时的研究项目是肌醇和其他胞质环流的新陈代谢。他读到一篇由德国人克赖因撰写的论文，其中写道：“（鸡蛋在孵化过程中）在培育的初始阶段，肌醇并不存在；但经过3个星期发育完成，便有300毫克的肌醇。”这使李约瑟产生了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发育过程中胚胎的想法。霍普金斯得知后，全力支持了他。

　　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李约瑟的“搭桥”本领，也就是他能够在相互矛盾分裂的事物中达到平衡，找到通向彼此的方法。

　　在童年时代，父母性格迥异，经常争吵，李约瑟想做个中间人从中调解，虽然调解愿望落空，但李约瑟继承了父亲科学的头脑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继承了母亲宽大的胸襟和有谋划、有创造的精神，形成其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以后他经常处于一种“搭桥”状态，总是谋求使分裂的东西调和起来，主要表现在科学与宗教、生化化学与形态学、宗教与社会科学、东方与西方等诸多方面。

　　这次，李约瑟试图把生物化学与形态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关键是在于一条鸿沟把原子—分子级同形态—解剖级隔开了；如果你要看到这两个世界的联系，那就非运用生物组织等级的理论不可。单是考虑在晶体或胶体介质中的反应，或者单是考虑细胞与组织关系，都是没有用的。你必须面对细胞质的结构以及细胞表面和细胞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种种问题。

　　你会发现，最直接的方法是研究分子，那些分子透过细胞的界限，决定着整个其他细胞群的形态发生的命运”。

　　这项研究整整历时10年，在这当中，李约瑟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1924年，李约瑟与他的同学、青年生化学家多萝西莫伊尔结婚，多萝西婚后又起了一个汉名李大斐。当时剑桥大学非常歧视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多萝西刻苦学习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两人婚后住在父亲留下的一幢洋楼里。令人钦佩的是李大斐从来都是积极、坚定、不声不响的支持者。

　　剑桥大学有规定：夫妇不能同时在大学任职，于是身为生物化学专家的李大斐只能担任“助手”工作，即使其他大学邀她出任讲座教授，她也婉言辞谢了。

　　两个人志同道合、夫唱妇随，许多论文都是他们合作完成的。唯一遗憾的是他们不可能有孩子，这对他俩确实是一个打击，但两个人很快从沮丧中走出来，将精力完全投放在科学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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