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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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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拉德·阿登纳 ——西方的铁幕 1963年，上了年纪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纳正在最后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联邦议院的一次会议，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遭受到柏林墙危机的严重损害，使这位八十六岁的总理在1961年勉强当选。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临的是四年内不平静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长期以来就是联邦议院的反对派人士，当他也许感到这位从不饶人的阿登纳很快要被撵下台时，他可能会表示宽容。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这位总理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 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阿登纳用这几个字精僻地归纳了他自己的经历，同时也相当精僻地归纳了所有伟大的领导人的经历。象这位反对派的代表一样，许多人都有事后识别的能力，而阿登纳具有先见之明的才能。阿登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执政。当延续数代人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确定之际，他有勇气也有智谋去采取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具有战胜那些害怕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人们的反对的政治手腕。温斯顿·邱吉尔在评价世界领导人方面，很少出过差错。1953年，他对下院说，阿登纳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纳是西欧战后秩序的主要建筑师。作为莱茵地区的人，他一向谋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并且毕生抱有一个欧洲联合的理想，使前几代人蒙受灾难的纷争不再发生。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苏联代表的是旧欧洲一切坏的而不是新欧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坚不可摧的决心保住了自由欧洲东部的堡垒。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阿登纳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种专制——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还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最终是一种罪过，因为它窒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并且被纳粹时代的恐怖变得更加强烈了的他的欧洲联合的理想直接来源于对专制的僧恶。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欧洲受到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这股势力远远超过了从前受到的来自内部威胁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几个人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或严重性，然而阿登纳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台后，就象一块岩石一样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东方前哨。不为苏联的威胁所动摇，并且蔑视他们偶然提出的、损人利己的和平倡议。但是，他认识到披解除了武装和孤立的德国不可能单独地遏制这种新的威胁。在五十年代，美国和英国坚定地支持了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防务。免受苏联的威胁。由于在七十五年间，法国三次被德国的强权所惹怒，因此对于任何重新武装它的东方邻国的计划都持极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欧洲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苏联盟，而没有法国参加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阿登纳再次致力于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欧洲人的各种障碍。这种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实际的，几乎是诗一般的抽象概念：现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顽强的精神去付诸实施。 就在努力把欧洲结成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联合阵线的同时，他也谋求建立一种使欧洲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从而最终结束来自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通过诸如加入北约、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及1963年签订的法德友好条约等倡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纳的声誉也大为提高。 十多年来阿登纳是我们自己的铁幕———个有着钢铁意志然而又有极大耐心的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信念，使他成为西方反对那个他认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压迫基础上的帝国的最有效、最有发言权和始终如一的代言人。尽管他表情严肃和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却同时是一位热情的、脾气好的、举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们的爱戴，对一个曾被引入迷途的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宽厚的父亲般的长者。 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上，阿登纳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着。对于他被打败的人民来说，他是一位“老人”，是国家蒙受耻辱和混乱时期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象征。他通过镇静自若、端庄自重，甚至还带有某种校长般的优越感消除人们的疑虑。在反对他的挡道人时，他是一位善于共谋的、无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他是新民主德国的忠实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内把它从一个国际流浪儿转变成可靠的自由堡垒。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是罕见的。他们通常是在纷乱的事件和外交礼节的范围内进行会晤，而这种会晤往往沉浸在回顾历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译们的包围下进行。笼罩在他们会晤中的国家自身利益的幽灵总是约束着相互间的友谊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我与许多外国领导人进行过友好的会晤，但是只有其中几个能称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十四年之久，无论当我们两人在朝或在野期间，这种友谊始终保持着。 1947年秋，我是众议院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之一，克里斯琴·赫脱为该委员会主席。我们访问了欧洲，为贯彻六月份已经宣布的马歇尔计划做一些说明。我们在德国的逗留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军的炸弹完全夷为平地，我们发现数以千计的家庭挤在倒塌楼房的瓦砾堆中和地堡内。食品奇缺，面黄饥瘦、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向我们走来，他们不是乞讨，而是向我们出售他们父亲的战争奖章或者用它们来换些东西吃。 另一位委员会的议员，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访问中他所遇见的孩子们所深深感动，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着的毛衣都给了他们。他后来对我们说：“我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一个大约十岁的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样处理那块巧克力的吗？她自己没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个小孩的嘴里，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叫他吃。看到她这样做时，我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车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给了孩子们。” 在华盛顿，议会曾经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给我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们战争补贴；在艾森，我见到了一个矿工，他和他的妻子与二十二岁的儿子住在一个地窖里。虽然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他既没有收到一分抚恤金，也没有得到一文救济金，因为他的伤残被认为并不那么严重。 在参观一个煤矿时，我们看到工人们把他们作为午餐的稀薄的没肉的汤节省下来，以便可以带回家去让家属分享。德国煤矿在工人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其产量却大大低于战前，因为矿工们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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