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34)_尼克松

三四

　　日本被占领期间，长子继承权被废除了。在此之前，长子以下的儿子们经常被别的家庭收养。吉田的养父是一位叫吉田谦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实的家产。

　　1906年，吉田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或许是由于他的乡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国供职，那里是外交官们升迁的一条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从家里继承过来的高标准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顾问。

　　牧野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让四十岁的吉田同他一起参加活动，这大大地提高了这位年轻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怀着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充满乐观的态度去凡尔赛。根据威尔逊精神，牧野建议在条约中加进明确规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条款。但是，对日本和它日益增长的海军势力深感疑虑的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一条款。吉田发现，明治维新的理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都敌不过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严酷现实。他悲伤失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是在1964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在大矶的庄园吃晚饭。时已八十六岁的这位退休首相长时间地回忆了他在凡尔赛的经历。他说，他经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能够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了。我发现，吉田从未因有这些经历而使自己对英国和美国耿耿于怀，这给予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吉田在年青之时，就已具有伟大的个性和强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会对他还是发生了影响。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增加了。美国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对保证日本产品在亚洲有畅销的市场和为日本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等问题，日益感到关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担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时，为他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满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绝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时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军国主义之时，他开始和军国主义分道扬镳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驻外大使们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尔赛呆过的爱德华·豪斯上校——大战期间，他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个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也给德国人提出过同样的忠告——豪斯说：在解决对外纠纷中，如果日本采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话，明治时代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

　　受到明治以后亲西方传统的儒染的吉田，此时已成为一位国际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日本后，把豪斯的口信传达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们”对他的嫌恶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变的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政变——政变中，牧野伯爵险些遇难——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担任外相，希望筑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防线。但这个提案被军方否决了，吉田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他的这一任命是幸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使吉田离开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于“秘密侦探”的滋扰，军方的对手们处于危险之中，备受磨难、监禁，有的甚至被暗杀：其次，三年的时间里，他对英国政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温和的亲西方的政治哲学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如果明治维新派们的梦想后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在许多方面就可以变成英国式的了：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和坚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强大而卓有影响的岛国。

　　吉田确信，日本毋需屈从于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即能保护其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他主张开展进攻性的外交活动，而不是进行军事侵略。尽管他持有反军国主义的观点，但在1939年返回日本后，他终于设法使自己免于入狱，吉田和日本政府中有影响的成员有联系。他徒劳地奋斗着，试图找到一条防止日本与美国和英国交战的道路。很久以后他提到，当时他曾经对东条内阁的外相说，如果不能“阻止日本对美国宣战，我将会辞职，以此来阻止内阁对美宣战，甚至让军方也考虑考虑。如果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我被暗杀，那么，这样的死也是幸福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转给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一张道歉的便条，并保证格鲁被困在美国大使馆时有足够的食品。这两件事情虽小，却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战争期间，吉田是非正式的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员之一。他们被称为“主和派”。不过，他就象纳粹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一样，避免采用硬抗的做法，以免使自己被投进监狱，或处境变得更糟。但在战争期间，他与其他的反军国主义者一起，也多次讨论过伸出和平触角的可能性。最后，他还是在1945年被军事警察逮捕了。他们审问他给格鲁递条子一事和他在起草给天皇的和平呼吁书中所起的作用——政府的密探从他的家人那里发现了这份奏书的副本。他终于被投进监狱。

　　他以其特有的幽默的性格，忍受了四十天的监狱生活。东条下台后，他确信自己不会再被陷害了。当他的儿子出世时，他的生父正好也是一名政治犯，羁留狱中。吉田认为，“尝尝监狱的滋味，对我来说也并不坏。这或者还是一个转机哩。”

　　他受到了其他犯人的尊敬，并将家里送来的大量食物分赠给看守们。在轰作东京时，这所军事监狱遭到了直接破坏。于是，他被转移到郊区的牢房里。（他后来写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烧死了，那将是多么不幸。”此后不久，他就获释了，回到了位于东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矶的庄园，在那里休养。他错误地认为，他将会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退休外交官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在日本被占领期间的一天凌晨，吉田驱车在大矶和东京之间一条被废弃的公路上行驶。“两个美国大兵突然出现在面前，向我的司机打手势，要他停车。”他后来写道，“我猜想他们是要拦路抢劫。但是，他们原来是想返口东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于是让他们搭上车。“我们没走多远，他们递过来了巧克力，然后嚼着口香糖，最后又递给我雪茄。”

　　这是吉田特别喜欢的故事之一。“我记得我曾经这样想过，”他写道，“他们当时的这种做法，就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国人这种内在的优良本性，使日本被占领期间完全没有发生冲突。”我在1953年遇见一群自由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似乎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我，日本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反美情绪，但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军队的行为引起的。

　　美国的友好，肯定是对日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态度接受了被打败的现实，并坦荡地接受了伴随失败而来的变化。麦克阿瑟立刻意识到，日本人民这些素质，将使日本在进入被占领状态后，能够有一个成功和令人鼓舞的开端。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