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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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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26日,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成立,由菲律宾军事顾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任司令官。在随后直到珍珠港事变的几个月间,美国破译了200多份日本外务省与日驻美大使馆之间的密电,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所发出的军事谍报,也几乎全被截听和破译。据此,美国政府已经确知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为此不惜与美一战的决心。此后无聊而又被有意拖延的谈判,双方都在心照不宣地尽量争取时间和主动,而日方更是施尽卑劣伎俩以达到麻痹对手的效果。 通观1937年以来罗斯福远东政策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既已选择走一条狭窄小道的罗斯福气实选择的余地或施展的空间相当有限。一是他那双重目标及其性质规定了他的活动范围、程度;二是"先欧后亚"的战略构想从整体上主导着其远东外交的走势;三是直到珍珠港事变的前两天,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同日本作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舆论已经走在罗斯福总统的前面,"也没有迹象表明多数人要求采取激烈的行动。”四是自1937年秋以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工商业长岂不景气,罗斯福迟迟未对远东援用禁运条款,包含有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美国经济的意味。 另外,罗斯福制订远东政策需要详备而切实的情报分析,而他的工作习惯或行事风格使他经常不愿依靠正规的政府机构和正常的渠道,“总统往往宁可依靠私人的资料来源……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反映了他对官僚们很不放心,希望自己始终不受任何派系的钳制。从1938年到他逝世为止,他先后派出大约10多个'特'使,充当他在中国的耳目。就技术和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这些代表五花八门,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通过美国官僚机构而直接同总统联系。这些个人对罗斯福和美国政策的影响,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则非同小可。”罗斯福在宣布冻结日在美资产时说过,美国远①东政策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维护国际关系中的处理准则。“为了防止远东战争爆发,我们曾经作出一切努力"。虽说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罗斯福这样的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半个世纪以来仍是聚讼纷纭。 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从中立到盟友 美国人民在慕尼黑会议以后和欧洲人共同感受到的轻松与欢乐是极其短暂的。当还有人向"和平的天使"张伯伦索取"一把雨伞,按景仰希腊圣像的方式把它当作纪念物"时,罗斯福则已对慕尼黑会议或许会带来的"以正义和法治为基础的新秩序"不抱希望了。他根据纳粹德国的最新动向很快意识到,慕尼黑只不过是临时休战而已。因为慕尼黑协定的根本前提——相信希特勒得到满足后到此为止,信守诺言并与邻国和平相处——己正被迅速地破坏着。 当国际委员会划定德捷边界时,纳粹德国的代表却刚愎专横,最后划定的边界线远不是原先设定的,却是十分不利于捷克方面的。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开始恫吓法国。《慕尼黑协定》的墨汁未干,希特勒便在10月9日宣布,要加强德国西部的防御工事,以防备诸如丘吉尔和艾登这些人一旦在英国当政时可能出现的事态。不久,纳粹德国令人发指地对犹太人实施了"水晶之夜"大屠杀。悲愤地目睹着大不列颠正"不能自制地、无所作为地沿着通往黑暗深渊的阶梯走下去"的丘吉尔对世人警告说:“不要认为到此完结了,这不过是算总帐的起点,仅仅是尝尝第一口苦酒的滋味罢了。” 罗斯福本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召回替换多德大使才9个月的休·R·威尔逊大使,并从此再也不让他返回柏林了。1周后,希特勒也召回狄克霍夫,但不宣布中断外交关系,以免给罗斯福提供重整军备或对德施加经济压力的借口。至此,两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名存实亡。第二个反应是听从了布利特大使的建议,在总统权限内尽量帮助法国建设空军。他指示助理陆军部长制定一项大力扩充美国空军的计划,并批准了法国派遣代表团来美国磋商购买飞机以及在加拿大建造飞机装配厂事宜。他与猛烈抨击此计划的军政顾问们展开了论战。 1938年10月26日,罗斯福发表了对《先驱——论坛》座谈会的广播讲话,他谴责了纳粹德国"蓄意把千百万受迫害而毫无办法的人驱赶到世界各地,任期流浪乃至无立锥之地,蓄意把这个当作国家政策的手段"。并严正指出越来越明显的是:“靠恐惧维系和平并不比靠刀剑维系和平更崇高和更持久"。他强调如果没有普遍的裁军,美国自己也必须继续扩充武装,“居安思危的普通法则和一般常识都要求我们有备而无患"。11月14日,罗斯福重申希望需要一支拥有1万架飞机的空军和一年再生产2万架飞机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数量上压过德、意。后来因为一些罗斯福难以控制的情况,法国取消了对P—40型战斗机的定货。 由于1937年5月的一般中立法规定,一旦总统认为战争存在,就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它又准予总统在对内战国家实行武器禁运方面拥有处置权,总统正是根据该法的规定实施禁运的。实践证明,这些规定对轴心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重整军备计划已进行很长时间,而英、法等国则刚刚开始。如果废除或修改中立法以取消禁运,则英、法等海洋强国战时能从美国得到军火,而起对手则不能。这对遏制侵略者并援助民主国家极为有利。因此,罗斯福自1938年秋天起就图谋实现这一目标。他先将此事委托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负责办理,但皮特曼"多病并且酗酒",且表示不愿过早单独采取行动,佛朗哥又于圣诞节前发动了新的进攻,亟需援助的共和军危机四起。于是,罗斯福决定亲自行动。 1939年1月4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警告说,迄今为止对国际上不法行为的忽视业已给民主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而民主国家不能总是容忍对姐妹国家的侵略行径而不提出有效的抗议,我们正当地拒绝武力干涉的侵略行径并不意味着美国只是袖手旁观。他指出:“一纸空文可能是无效的,然而战争也并不是尊重国际舆论的唯一手段,还有许多不必诉诸战争的其他方法可以用来帮助被侵略的受害者,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中立法案的禁运条款。……这些方法比光说不做更有力、更有效,且可以使被侵略国政府深切地感受到我国人民的感情所向。”他进而陈述了要求修订中立法的理由,"至少,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避免因采取任何行动而导致怂恿、帮助或扶持一个侵略者,同时也要避免因不采取任何行动而造成同样的恶果。 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我们试图审慎地制订中立法的时候,我们的中立法执行起来就可能很难做到不岂不倚,公正合理——可能在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被侵略者则得不到援助。我们自卫的本能提醒我们:这类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他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修改中立法,并多次请两党领袖到白宫协商。但1938年中期选举后组成的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与民主党保守派结成了联盟,孤立主义者迫使外交委员会于1月19日暂停对中立法法案和西班牙禁运法案的审议。其他如坐针毡的参议员也巴不得赶快避开这个易遭攻击的议题。一位民主党议员甚至宣称,罗斯福的中立计划背后有共产党人、军火制造商以及阴险的"外国势力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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