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传(64)

六四

　　就在＂帕奈号事件＂发生的当天，日军攻陷了中国首都南京，并血腥屠城数日。侵略者占领某国首都，在世界战争史上一般被视为该国覆亡的重要标志。但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证的那样，此通例不适用于当代的中日战争。罗斯福政府先前依照惯性思维而作出的中国将要落入日本之手的预计，却没有实现。相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国成为率先有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象征。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日两国都召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和正面和谈的道路。

　　这种情形促使罗斯福政府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确实反映出日本一谋求控制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决心，并且情况确是如此，而这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就远比单纯保持独立的中国政权要重大得多。同时，1938年的全球军事均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纳粹德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重新崛起，已经使欧洲危机四伏，并且严重地降低了英、法和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力量的威慑价值。这样，能够抵抗日本的，就只剩下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主要的力量源泉了。这就促使罗斯福对中日战争这个概念有了更深一层意义上的认识。

　　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在＂帕奈号事件＂后就立即向美国政府指出，他认为日本人的动机是企图消除＂西方在中国人中间的一切影响＂。另外，由于美国在中日战争中明显地采取了无动于衷的态度，国民党领导人或者可能与东京妥协，或者经过选择去迁就莫斯科的要求，因为苏联开始向国民党提供贷款和装备。摩根索也向罗斯福指出，目前只有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抗战这一事实，将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对中国的控制。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致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的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命运、菲律宾以及整个亚洲未来的经济机会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以及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而挫败日本这种图谋的唯一办法是援助蒋介石，维护他的当权地位，同时开始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即它在亚洲的防御堡垒非国民党中国莫属。在另一份由李海上将呈示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亚内尔写道，美国必须着手援助中国，这不仅是为了那些高尚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缘故，而且也为了有机会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贸易，因为在这样的援助下形成的稳定局面会带来扩大的市场。”否则，＂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在约翰逊大使、亚内尔将军、埃文斯·卡尔森上尉等人的不断警示下，美国政府中不少高层人士意识到了援华抗日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李海上将在日记中坚信，在中国战线上的作战是为了保卫西方文明而进行的殊死战。

　　1938年春，美国政府首次允许中国可以用出售白银的款项来购买美国的军需物资。

　　当日军继续向中国内陆进犯时，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就开始积极地与其他阁员谋求对华贷款的实现。他认为罗斯福总统需要有人在后面大力推动，才能促使他在外交事务上冒些风险，而赫尔未免怯懦了些。他雄辩地质问罗斯福：“难道还能有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大的争取和平的力量吗？＂他的努力终于促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2500万美元的贷款。斯坦利·霍恩贝克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这笔给予中国的紧急信贷是对日本＂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对即将作出的决定不应该仅仅根据它眼前的意义来判断，也不应该仅仅根据它当前对中国的影响来判断。这批信贷的批准，应该＂以美国政府的这样一种决定为依据，即它将主动地尽最大努力，发挥我国的全部力量，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也许是这些非凡的见识进一步地启发了罗斯福，总统也表示认为，维护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第一线的作用。

　　日本指责美国此举既干涉了中国的事务，又损害了日美关系。日本反对贷款本身，更反对贷款所选择的时间。这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美国政府的第一笔贷款，尽管数额有限，但意义深远。它终于开始显示美国要在实质上真正对中国抗战承担起相应的义务，“确实表明美国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罗斯福的顾问们主张利用中国作为遏制日本的工具，他赞成这种意见。维护一个独立的中国政权，这对总统来说总算有了真实的意义，而不像历来侈谈门户开放政策时那样毫无意义了。”

　　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认为，这笔贷款在支持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2月中旬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连日推出专栏文章，宣扬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的意义。该报甚至认为此举标志着美国对日姑息政策的结束。在华盛顿的一位中国谈判代表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了封机密信，信中称这笔政治性贷款仅仅是开始，＂美国已经明确地投身进来，不能打退堂鼓了。同情我国的华府当局尚有两年任期，也可能是6年。现在我们的政治前途更加光明了。”

　　蒋介石政府也对中日战争和国际形势的冷暖变化作出了重要的判断。它认为中日战争将长期化，日本不可能吞并中国，中国单凭一己之力也难以战胜日本。同时，国际局势的日趋紧迫和军事均势的重构，将使欧美列强一定会加大力度地介入远东。而在可能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行动的国家。至于英、法、苏等国，其大部分力量已受到在欧洲崛起的法西斯德国的牵制，难以在亚洲有所作为。据此判断，蒋介石政府制订了战时对美政策，其第一个目标就是＂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为此，须维护抗战局面，等待国际变化。①

　　①《党史概要》，第三册，中华台北，中华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13页。

　　应当说，蒋介石政府的判断大体没错。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战场在美国总体战略中的价值将日益提高，罗斯福此前的那种对由一批没有代表性的＂殿堂上的收银机们＂控制的政权的厌恶之情，让位于对日本威胁中国独立完整的更为急迫的关心。但罗斯福政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可能向北推进，直趋西伯利亚，而不会继续南进，所以，罗斯福政府在维持棘手的平衡外交时，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避免因实行援华政策而引起与日本的战争。归根到底，援助中国的一个基本理由是要确实抑制日本的军事扩张，但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都要加以避免。这种通盘考虑就造成了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对日实施严厉的制裁与有限援助中国这两件事情长期脱节，而从逻辑上讲，两者是理应统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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