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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1937年9月,淞沪会战激烈异常,令世人瞩目。日本第72次临时议会决定增加20亿日元以上的临时军费,这使日本全年军费总额占起国家预算的70%。赫尔国务卿在铁的事实面前开始修正自己此前的主张。他在一次讨论国际局势的会议上说:“美国好像是躲进避风洞里的和平主义者,结果只是……鼓励了'强盗国家'的胡作非为。……有时,不情愿打仗却货真价实地导致了一些战争。”赫尔不赞成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够有效。但他并不排除在太平洋举行一次海军示威,以证明美国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利益。

  诺曼·戴维斯的思路和建议可能打动了谨慎的罗斯福总统。戴维斯认为过分强调道义上的谴责或实际的威胁只会加紧柏林、东京和罗马之间正在出现的联系,而简单地将它们谴责为独裁者,只会驱使它们结成比目前更为紧密的联盟。因而必须采取一种更为微妙的办法,必须找到一种"会使它们中有的国家能够回到合作的做法上来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将会以和解来抵销威胁。戴维斯进而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是与宣布更高的防务开支联系在一起的一项和平倡议,或者也许是"对公众舆论进行初步的教育,使公众了解到美国的安全并不开始于保卫本土疆界,而是在于维持守法各大国的绝对优势。”

  9月间,赫尔和戴维斯晋见罗斯福,建议他在即将开始的横跨大陆的旅行中,到一个"孤立主义占牢固地位的大城市作一次关于国际合作问题……的演讲",以抵消在全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思想。罗斯福表示同意,于是国务院便按照他的要求起草了一个演说稿。罗斯福考虑的是,此举有助于公开表达美国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愤慨,并有利于教育群众,使他们认识到美国不可能自保安全;而且公开提出中立国家联合起来,可以用某种非交战的方式惩罚侵略者。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结束西部旅行后在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演说以他的观感开头,随即便转入主题。他说和平希望最近已被一种对灾难的习惯性恐惧所替代,无辜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因为贪婪势力范围和霸权而被残忍地当作牺牲品。“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今天正在产生一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状态,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的。”

  罗斯福继而强调,目前严重的情势所涉及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国际法,尤其是人道的原则,而不再是个别条约的特定条款遭到了违背。”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之中。当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他最后指出,美国政府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当局并不能保证美国不受战争灾难的影响和避免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痛恨战争并希望和平。因此,美国正积极从事于寻求和平。

  罗斯福的"防疫演说"历来被史家称为一只用于测试舆情的气球。除此之外,他主要是表明了一下姿态。有学者认为,芝加哥演说对教育国内人民的效果是微弱的,它主要是起到了鼓舞另一个大陆上的那些正在积极反对侵略的人们的作用。另有人认为它是罗斯福转向集体安全的第一个信号。防疫演说的,但马上就引起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面对这种阵势,甚至连总统自己手下的人也转过来开导罗斯福,劝他不要在反对法西斯侵略问题上正面前进。因此,罗斯福毫无障碍地退却了,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当国外的报纸把罗斯福的演说称为"没有计划的一种姿态"时,罗斯福爽快地说:“它是一种姿态,它不会提出一项计划的大纲来,但它说明我们正在寻求一项计划。”

  不久的事实说明,罗斯福在寻求计划时,极其重视那个与他的家族有世交的、3个月前才升任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的绥靖计划。

  10月6日,国际联盟发表公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邀请1922年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和其他有关国家举行会议拟订一项协议,以便结束中日战争。对此,罗斯福政府表示赞同,并表示愿意参加会议。罗斯福在解释美国与会的理由时声称,这次会议就是"我们寻求通向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行途径的范例之一"。有鉴于此,英、法就要求美国带头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之类的强硬措施。12日,艾登要求罗斯福总统"准确解释"他的"检疫隔离"计划。

  一周后,伦敦对华盛顿说,这次会议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意义的行动,也许就是执行一项对中国积极支持,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但执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是保证相互间的军事援助。罗斯福则搪塞了这些要求,他反对由美国出面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建议让比利时来主持会议。他让人对艾登说,"要强迫美国履行一项特定的声明,并看它会走多远;确切地说,要美国履行总统在芝加哥的演说内容,这种企图是讨厌的,而且是有害的。”

  在从11月3日至24日的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赫尔反复声明,既然国际联盟不愿考虑对日本实行制裁,那么要美国带头采取强硬措施的建议,就令人难以理解了。罗斯福还在回复要求美国应当承担远东领导责任的史汀生时说,美国政府或是国会都不愿意这样做。此外,由于英国政府正致力于寻求一条绥靖德国的妥贴途径,故在远东问题上同样有些把握不定和闪烁起词,更由于洞悉对手弱点和难言之隐的日本拒绝出席会议,这样,布鲁塞尔会议只是空泛地重申了《九国公约》的一些原则而已。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会议之前和期间的表现既令张伯伦愤怒,又加深了他对美国已有的不信任感。如果说此前张伯伦尚对英美在远东合作的可能性抱有希望的话,那么,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的几个月间,张伯伦日益有理由对美国产生失望了。张伯伦得出的结论是,"要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有效合作是十分困难的"。他甚至断言,罗斯福是不可靠的,"除了言辞以外不要指望从美国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可以说是罗斯福绥靖日本的负效应之一。

  当单纯的绥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罗斯福政府就发现,欲壑难填的对手其实是难以被安抚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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