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41)_虚阁网

四一

　　4.卢梭幻象生成的原因

　　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幻象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和时代的际遇，抛开这些际遇，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在此时、此地，幻象以如此形态呈现。考察卢梭思想与历史和时代的铰接方式，有助于我们揭示幻象生成的原因。

　　（一）法国大革命对卢梭的政治诠释

　　卢梭一生坎坷，晚景更是凄凉，但他死后不久，他的思想便开始复活并急剧升温。法国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不少人把卢梭当作道德上的偶像，当时科学院的一些征文，纷纷以《卢梭颂》为题。

　　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的政治理论付诸实践。《人权宣言》的核心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思想，《宣言》中的不少内容几乎照搬卢梭的原话。大革命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如马拉（1743—1793）、圣鞠斯特（1767—1794）、蒲佐（1760—1794）、布里索（1754—1793）、罗兰夫人（1754—1793）等。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1758—1794）更是把卢梭当作精神导师。他的演说风格，甚至词句都深受卢梭的影响。以他为首的雅各宾派，在国民大会辩论是否审判路易十六时，引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路易十六破坏了社会契约，应该按照公意审判他。到了雅各宾专政后期，罗伯斯庇尔越来越多地应用卢梭的政治理论，他的“最高主宰”崇拜可说是卢梭“公民宗教”的翻版。卢梭在大革命中受到富于宗教激情的崇拜，被尊为“圣人”。1794年，卢梭的遗骸被安放到先贤祠，葬词写道：“他的生命将标志一个道德光荣的新时代，而今天，这一祭奠神灵的行为，这一全体人民的和声，这一辉煌的庆典，只是一种勉力偿还。”与18世纪法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卢梭是在大革命中最受推崇的一个。他的“主权在民”思想使他有别于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等人，而更符合大革命的精神氛围。卢梭不排斥群众暴力手段的态度也与革命并行不悖。法国大革命对卢梭的诠释，基本上确定在政治领域，而且革命本身通过与卢梭理论的密切关联，强化了卢梭形象的政治意味。这也为以后其他许多国家对卢梭的理解确立了方向，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是卢梭幻象化的开始，是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策源地。

　　晚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介绍颇多，知识界对此也较早就开始关注。由于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关系，当时涉及到卢梭的文章中常提到大革命，所以才会有将民约论作为革命理论，将卢梭本人作为革命者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邹容为什么在《革命军》中那样热烈的欢呼卢梭，蒋智由（1866—1929）的《卢骚》诗中为什么会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样的写法了。

　　（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

　　黄遵宪是知识界较早关注卢梭思想的人物，他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受到正在日本流行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他后来写道：“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日本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方面，这场自由民权运动对卢梭幻象在中国的形成影响相当大。

　　前文曾提到，国内出版的第一个《社会契约论》的汉译本《民约通义》，就是日本中江兆民所译，该译本原名《民约译解》，用流利的汉语译成，1882

　　年连载在法文学塾刊行的学术杂志《政理丛谈》上，不久印成单行本。虽说早在1877年，服部德就将《社会契约论》译成了日文，但真正使民约论在日本风靡的，是中江兆民的译本。中江娴于法文，他的译文忠实于原著，注解则用来阐发己意，他针对君主专制政体，发表了不少倡导民主的议论。此书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中江兆民也因而被称为“东洋的卢梭”。自由民权运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植木枝盛（1857—1892），也是卢梭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为一般民众所写的启蒙读物《民权自由论》（1879）对卢梭的思想作了简洁有力的解说：

　　卢梭曾经说过，人类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人可以说是自由的动物。那末，人民的自由虽可用法律加以保障，但它原是天所赐予，为任何人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人不取这天所赐予的自由，那就是对天犯了大罪，对自己又是莫大的耻辱。

　　而文章的末尾结束得也相当激烈：“专制政府……真是卖国的魁首。”植木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最后也免不了工具化。但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是冷静的。当时日本许多人把西学当成时尚，以至有不少打着西学名目的笑话（这跟中国知识界把卢梭作为口头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浴池有自由澡塘，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不一而足。像这种机械粗糙地引入西学，显然会妨碍人们对卢梭原形的理解。晚清时期，大批知识界人士留学日本，他们了解的卢梭，主要来自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对卢梭的宣传。冯自由（1882—1958）的《革命逸史》初集中有关于留学生活的描写：“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摘按：即中江兆民）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当时留日学生组织的社团、出版的刊物，经常宣传民约论，前文论及的《民约论》第一个国人译本就发表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1900—1901）上。卢梭幻象的诸多构建者，如邹容、梁启超等都曾在日本居留，而像《血痕花》这类小说，也是在日本出版的。可以说，日本对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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