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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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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探讨理论问题时,经常抛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是他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歧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探求事物本来怎样;另一种是追问事物应该怎样。卢梭的思路显然属于后者,此一种思路反映在卢梭的认识论上,就是强调感性的认识功能,而对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加以贬抑。 教育理论也是卢梭思想不容忽视的部分,其首要原则是使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相一致,让自然成为孩子的老师。这是针对当时欧洲传统教育的弊病而提出的一种崭新的教育理论,其理想是造就像爱弥儿那样的新人。以上对卢梭著述的描述和分析表明,卢梭思想的内涵原是极其丰富的①。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文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哲学、政治学及教育学等各个方面,而民约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把握卢梭原形,对于理解晚清知识界对卢梭的接受十分必要。 ①参见顾伟铭《卢梭》一文中“卢梭的认识论、宗教观和伦理学”及“卢梭的教育学说”两节,载《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216-225页。 2.晚清的社会背景和卢梭思想的传入 晚清内外交困的社会政治状况人所共知。一方面是在清政府统治下,内政腐败。首先是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累年积亏很多,加上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外流,银价递增,库府空虚;其次是吏制败坏,冗员充斥官府,损纳贪污盛行,朝廷也无可奈何,虽然经过“同光中兴”,但颓败的局面难以挽救。另一方面是外患频仍,列强借助国力优势,屡败清军。对中国形成瓜分之势。自鸦片战争以迄清亡,70年间,清政府五次战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国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是创巨痛深①。知识界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寻求拯救危局的办法,最明显的三次运动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晚清知识阶层在这三次行动中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入世精神。其“干政”的重要手段是引入西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主要是指“声光电化”这类技术层面的西学,这是国人痛感列强“船坚炮利”而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30年的时间,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蕞尔小邦”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却能打败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知识界意识到日本的强大依靠的不仅仅是“船坚炮利”,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及政治制度,这时西学东渐才真正开始了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的转变。 ①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册,“晚清之政象”,商务印书馆1996,第889-893页。 知识界试图用西方政治文化制度改造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就是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理论准备仓猝。1898年以前,人们对西方的政教伦理了解得相当有限,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译本还非常少见,想要让国人理解并支持用以变法的西方政治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对西方政教伦理的译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人们对西学的了解程度跟戊戌变法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梭其人其学开始传入中国。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前译本时期,二是译本时期,其分界线是1898年,此年,《民约通义》在国内出版。 在前译本时期,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提到卢梭的文字,是1878年郭嵩焘(1818—1891)在巴黎写的日记,日记中称卢梭为“乐苏”。同期,在日本的黄遵宪(1848—1905)已读到卢梭的著作,因而认为“太平世必在民主”,即把民主作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期望,但他又说:“然无一人可与言也。①”可见那时除了少数外交官外,还很少有人关注卢梭的民主理论。80年代傅兰雅翻译的《佐治刍言》(1885)中虽未直接提到卢梭的名字,但有些观点来自于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一书,如“野人由于天赋,而文教则出于人为”。另外,书中多次出现“平等”的概念,如“惟文教之国,必使各类之人皆归平等,断不至有强弱相凌之事”。又说“一国之人,无论贵贱,皆当视为平等”。这些说法跟我们前文介绍的卢梭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②。 ①参见《新民丛报》第13期(1902年8月)第55—56页上发表的给梁启超的一封信,转引自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②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原著者不明,江南制造局,1885。 90年代,王韬(1828—1897)编著的《重订法国志略》(1890),引用了日本高桥二郎用中文翻译的《法兰西志》中对“罗苏”的描述①。而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英国马恳西原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中出现了大段对于卢梭的评论,下面这段话很具代表性:法国又有罗索者,才智之士也。鼓动民心较福禄特尔为尤速。1753年,曾著一书,名曰《百姓分等之原》,历指法国紊乱君臣之道之所有,又博考乎治国养民之法,侃侃而谈,物一躲闪语。一时争相称善,万喙同声,举昔日民间应读之书及一切说部类书,尽行束之高阁。士子倡于前,常人相率和于后,家弦而户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②。 ①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第135页。 ②罗伯特·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599页。 参照我们前面对卢梭思想的介绍,书中文字虽有一点夸大卢梭理论的影响,如“举昔日民间应读之书及一切说部类书,尽行束之高阁”、“家弦而户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但基本上与事实相符,译者并无对卢梭的理论进行改造和变形的意图。此书基本上代表了前译本时期卢梭思想传入中国的情况。总之,在前译本时期,卢梭的形象虽已有本土化的痕迹,但与其原形大体上相一致。 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书名为《民约通义》,这本书的底本是日本中江兆民用汉语译的《民约译解》。此书的出版宣告了卢梭学说在晚清传播过程中译本时期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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