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战时文件(124)

一二四

　　当克卢格元帅初任西欧战场总司令的时候，他曾经在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面前不客气地指摘我。我不甘于接受这种指摘，于是第二天，我要求他说明他作此种指摘的理由。后来当我和克卢格元帅谈话时，他自动收回这个指摘，当时我就劝告他无论局势如何严重，对前线上的真实情况，都必须坦白向您提出报告，而绝不可以把不愉快的事实隐藏起来。元首先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您有明确的观点和适当的决定。在我负伤的前一天，我曾经有一个最后的情况报告，由西欧战场总司令部转呈。事后据克卢格告诉我，他曾经加上了一个签注，然后一并呈给您。元首先生，您当然知道：从1940年的西欧战役起，一直到1941－1943年的非洲战役、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1944年的西欧战役为止，我每次都是竭忠效力地作战。

　　我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为德国战斗，并获得胜利。

　　元首先生，再次向您致敬！

　　隆美尔
　　1944年10月1日

　　但是斯派达尔将军的下落还是不明。在他被捕后不久，在陆军荣誉法庭[编者注：这个法庭专门决定是否将被告移往“人民法庭”。]之前，他的名字曾经和父亲的名字一同被人提到。但是“隆美尔案件”始终不曾为官方公开提出。

　　10月7日，有一个电报送到了黑林根，凯特尔元帅要求父亲到柏林去一次，以便参加10月10日的重要会议。有一辆专车会到乌尔姆来接他。我父亲看了这个电报之后，他说：“我才不会再上当呢，我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我到了柏林之后绝对活不了。”他公开把这件事告诉了图宾根（Tubingen）大学的脑科专家阿布里赫特教授（Prof．Albrecht），他是父亲的主治医师。阿布里赫特教授马上签发了一张证明书，表示他不适宜旅行。

　　但是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我父亲拒绝去柏林的行动，只不过使他的寿命延长四天罢了。

　　法尔尼（Oskar Farny）是一位地主，也是我父亲的老友。因为他是前中央党所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以一向为纳粹党视为不稳定分子。在战争末期，他曾经和前任的内阁阁僚费尔（Fehr）和盖斯勒尔（Gessler）等人作过长谈，研究如何结束战争和结束纳粹统治。

　　1944年10月13日，费尔和盖斯勒尔都已经被拘，我的双亲同一天去拜访法尔尼，发现他已经在那里等待盖世太保的到来。可是他却向我父亲说；“希特勒绝不敢动你，因为你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若是加害于你，会引起太多的注意。”我父亲却好像是预知他的死期将至，便回答说：“你错了，希特勒一定会把我铲除掉。他绝不会留下我这个祸根。”

　　当双亲回家之后，他发现正有一个长途电话在等着他们。电话的内容是说有两位将军明天会来拜访我的父亲，讨论他的“新职”问题。

　　几个星期前我已经归队了，但是连长10月14日又给了我一个假期。我一清早就离开了高射炮阵地，上午7点钟时赶回了黑林根。我父亲已经在进早餐，仆人赶紧送上一套餐具，我就坐下来和他一同吃，饭后一同在花园里散步。

　　父亲开口说：“12点的时候，有两位将军要来看我，和我讨论未来的‘新职’问题。所以今天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想对我采取什么计划：是上人民法庭呢？还是到东线去接受一个新的指挥权？”

　　我问：“那么，你愿意接受东线方面的新职吗？”

　　他握住我的手臂，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们在东线方面的敌人太可怕了，在他们面前，一切的考虑都应暂时放在一边。假使他们真是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即令只是暂时性的，那么一切也都完蛋了，此后的生活就不值得一活了。所以，我当然义无反顾地要去！”

　　快到12点的时候，父亲走进他楼下的房间，把那件褐色的便装上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他在非洲时最爱穿的开领制服。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停在我们花园的大门前。在这间屋子里面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就只有父亲的好友和副官艾丁格上尉及我本人。两位将军——一个是布格多夫（Gen.Burgdorf），他的个子很魁梧，另外一个是梅塞尔将军，却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先后下了汽车，走进屋子。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父亲表示要和他作一次单独的恳谈。艾丁格和我便退到屋外。我心里好像已经放心了，我想：“看样子，他们不是来拘捕他的。”于是我上楼去，找一本书坐下来看。

　　几分钟之后，我听见父亲走上楼来，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急于要晓得事情的结果，立即赶了过去。他正站在房间的中央。他压低喉咙向我说：“和我一起出来。”我们一同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慢慢地说：“我刚刚已经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继续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的重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牵连到我的家庭，就是指你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

　　我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开。此外，我还要负责要你承诺保密。假使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会认为已无遵守协定之必要。”

　　我又说：“难道我们不能够自卫……”他马上拦住我，叫我不要再说下去。

　　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一个人死，而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之下丧了命。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接着他说：“请叫艾丁格进来。”

　　这个时候，将军们所带来的随从正和艾丁格谈话，其目的是要牵制住他，不让他和我父亲接近。在我召唤之下，艾丁格上了楼来。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顿时呆住了。我父亲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他也再度提到我们想要自卫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已经有了最完备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受到国葬的荣典。我已经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一刻钟之内，艾丁格，你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姆瓦格纳学校（Wasner schule）预备医院中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中途中风去世了。”他看看表，然后说：“好了，我要走了，他们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他匆匆地和我们每个人道别。于是我们一同走下楼梯。

　　我们帮助父亲穿上了皮大衣。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皮质的钱包，说道：“这里还有150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吗？”

　　艾丁格说：“元帅，现在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父亲小心地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当他走进大厅里面的时候，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乱跳着。他说：“曼弗雷德，把狗关到书房里去。”当我和艾丁格去照料狗和关门的时候，他就站在大厅里等候。接着我们又一同走出住宅。那两位将军正站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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