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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杰伊·库克自有他过人之处,而他也有其独到的理论。这就是:这场战争只是美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一个小小浪花,美国的未来是缤纷多彩、有声有色的。铁路、航运、工业、农业和石油开采业等的投资必将迅猛增加。1863年,远洋巨轮给美国运来了182808名欧洲籍劳工和垦殖人员。这一年,加利福尼亚等州开采出价值1亿美元的金银。在抢购苏必利尔湖一带钢铁矿区土地的热潮中,光是1864年2月一个月登记购买的土地就达2.6万英亩。

  但是,在战争车轮飞速旋转,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世界也孕育着不少的阴暗面,形形色色的人物鱼龙混杂,在美国进行着各自的表演。

  北方和边界州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个小康之家;不少人为逃避兵役而提供替身发了一大笔横财,也有人通过向残废军人出售木制或金属假肢成了暴发户;数以百计的银行巨额存款,靠的是偷越封锁线做违法生意,买卖短缺的军需用品及原材料、药品和酒类等。

  一些棉花投机商挖空心思偷运大宗棉花卖给纺织厂,从中牟取暴利;不少这类案件涉及到营私舞弊的军需官和承包商,被斯坦顿和达纳组建的缉私惩贪秘密警察机构查获法办。薛尔曼将军大骂那些只顾赚钱不惜同敌人做生意的辛辛那提商人;格兰特总司令则痛斥做马草生意渔利的林肯的好友斯威特,还扬言如不停止就枪毙他;但就是这位廉洁慎行甚至有点愚钝的陆军总司令,想不到自己的姻亲也在棉花生意中大发战争财,要不是他的参谋长罗林斯揭发,他可能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这场内战所造成的伤风败俗现象,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可谓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滥用职权和拼命捞取不义钱财的事例也已司空见惯,不再令人震惊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伤天害理的奸商已不满足于猎取合法利润,正如与陆军部副部长达纳接近的詹姆斯·格·威尔逊将军所指出的,他们“做帐篷时以次充优或把尺码改小几寸,做马套用的是有裂纹的牛皮,马鞍粗制滥造,鞋垫用的是纸,衣服劣质,马料则是糠秕和廉价谷物混合拌成”。无独有偶,1864年7月的《哈泼斯月刊》也揭露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前线怪事。该期月刊写道,士兵们在头一天行军或遇上第一场暴风雨时,往往发现他们上衣、裤子、大衣和毯子的质量太差,风一吹便散成条条,雨一淋就烂成片片,变成稀泥。难怪英国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有感于此,发表评论说:“一场大战中滋生出来的恶棍总要比杀死的恶棍来得多!”

  一些人大发国难横财,挥霍无度;另一些人则缺吃少穿,生活艰辛。

  纽约的旅馆和戏院全都顾客盈门,珠宝零售店和妇女服装店的营业额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买卖双方都成了报刊追踪探究的热门话题,没完没了地向读者传播。而社会的另一畸形现象,则是平头百姓的艰苦生活,令人惨不忍睹:一个在奇卡莫加阵亡的烈属由于没有吃的,竟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贫民窟的一间茅屋里活活饿死。《马霍宁哨兵报》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猛烈抨击说:“在这个寄生虫与爱国者混杂的国家,豪门富室穷奢极侈,正直贫民则忍饥挨冻。戴着假宝石招摇过市的‘冒牌货’①,活像一些腐烂的鲭花鱼。看到他们那庸俗的华丽外表,真是光怪陆离,令人痛心疾首。”

  ①冒牌货本是纺织业中的一句行话,此指大发战争横财又挥霍无度的奸商。内战时期的美国同时存在着光明面和阴暗层,这一面一层时而交替出现,时而杂然纷呈。

  保健委员会收到了500万美元的私人筹款,从而为军营里、战场上和医院中的士兵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此外,人民捐献的价值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的被褥、衣服、日用品和食物等,后来都被寄到了前方他们的亲人手里。

  林肯在华盛顿的一次保健义卖会闭幕时即席讲了话。他盛赞了那些为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士兵们所建立的最高功勋,表扬了美国妇女在为减轻士兵及其家属的痛苦而组织的义卖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总统说道:“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赞美女性的艺术,但我要说的是,假如把古往今来的一切演说家和诗人赞美女性的话都用到美国妇女身上,还远远不足以说明她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

  有光明,也会有阴暗。《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揭露出了华盛顿所发生的一系列丑行,指出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恣意玩弄颇具姿色的贫家妇女,恰恰是利用人家生活上的困窘。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专栏披露过这些曾轰动一时的与女工有关的窃玉偷香者。这些丑闻在众议院五六月份的报告中都得到了证实。诸如:“财政部的一个局成了诱奸的卖淫窟;国会议员们竟把他们的姘头雇用为办公室职员;一位道貌岸然的参议员在大街上遭到毒打,对方是一个被他奸污过的妇女;酗酒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在签订合同时上当受骗。本报派驻华盛顿的一名记者经过深入观察写了篇报道,认为‘华盛顿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荒淫无耻。’”衣服和食品的价格飞涨,但工资却原封不动,或是提得十分缓慢。

  资本家和投机商靠的正是压榨工人血汗,压低他们工资才发财致富的。

  工人阶级出于自卫本能,开始使用所谓的“罢工”武器。1864年发生的罢工次数比美国历史上的哪一年都要多。1864年3月,“芝加哥—加里纳”联合铁路公司的工人们指责公司头儿们没有履行一天付3美元工资的一月协议,通往芝加哥的各条铁路的火车司机于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只是后来由于部分司机复工,加上从纽约和东部其他城市调来了一些司机,这次罢工只进行了两天便横遭破坏,不幸夭折。1864年5月,除一条铁路外,通往芝加哥的各条铁路线统统瘫痪。这次罢工已不是火车司机,而是一般铁路员工。他们因为到手的工资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便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把每日工资1.5美元增加到1.75美元。此外,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的排字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面包工、皮鞋匠、铁匠、海员、裁缝和箍桶匠等也都组织了各自的工会、共济会和自保协会。工人们通过各自的斗争,特别是罢工施压,迫使那些压榨他们的资本家让步,使自己的生活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改善。

  对于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林肯极少干预,他以总统的身份只介入过两次。一次是1863年底造船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延误了船舶的交工期。

  当时联邦第十军军长兼南方军区司令昆·亚·吉尔摩将军建议满足罢工工人的要求,只是南大西洋封锁特遣队司令约·阿·伯·达尔格伦不同意,问题于是搁浅在那儿。林肯总统在当年12月21日给陆军部长爱·麦·斯坦顿的信中曾部分谈到了这次罢工。他写道:“我信守诺言,给海军部长(按:指吉迪恩·韦尔斯)发了信。后来他来见我,谈到造船厂的罢工大大拖延了船舶的竣工期,因此他认为吉尔摩将军的建议是完全适当的。他只希望(我也希望)吉尔摩将军能跟达尔格伦海军少将友好磋商并向他作些解释”。林肯在这封信中实际上是命令他手下的两名将领坐到一起,协商解决好这次罢工,而林肯本人和海军部长全都同意吉尔摩将军的建议,看来达尔格伦海军少将是硬撑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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