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传(58)

五八

　　肯尼迪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表明了他的决心和愤怒：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柏林和东南亚的重大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稳定，我们要求后备军连续几个月离开他们的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过去的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就在我们正要求全体美国人民有所克制和做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理人员，竟然如此蔑视18500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难以接受的。”

　　接下去讲时，肯尼迪的声音是冰冷的：

　　“……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肯尼迪不仅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也开始采取行动反对涨价。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非全部直接因为钢铁价格的上升，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肯尼迪就这个问题召见了麦克纳马拉。他同意国防部与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随后，联邦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做出了类似声明。

　　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去调查定价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

　　但这些都还算不上强有力的武器，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

　　看来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就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通过立法限制钢铁工业，比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可这会导致政府同钢铁工业的直接对抗，也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考虑到这些，肯尼迪就不愿通过立法这一途径解决问题，但他保留了他这项权利，他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肯尼迪继续展开舆论战，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编了一份《钢铁实况》广为传发，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支持肯尼迪，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的大多数也一样。

　　罗杰·布劳和钢铁界的领袖被公众抨击得体无完肤。在这个时候，肯尼迪开始同那些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及与钢铁业有关的人士接触，希望钢铁公司内部有人倒戈。

　　这一分化策略的不少希望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果不出所料，在肯尼迪最感困难时，它宣布不涨价，随后，凯泽钢铁公司也做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几种产品有选择地涨价。

　　前景变得稍为明朗一点。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就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这意味着他们从那些宣布涨价的公司手中抢走了百分之十的生意，可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因而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努力的对象移到了阿姆科钢铁公司。

　　在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的同时，肯尼迪也没有放弃与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最大的钢铁公司和谈的机会。毕竟最迫切的是需要撤销涨价，戈德堡被派到纽约与罗杰·布劳进行秘密会谈。有取得一致的可能，但过程艰难，肯尼迪通过他的官员表示，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日见紧张，他对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当戈德堡还在同罗杰·布劳争论时，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优势，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际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伯利恒公司的通告为白宫带去了欢乐，肯尼迪当时已经踏上了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听见了更好的消息：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此时，距罗杰·布劳去白宫晋见约翰·肯尼迪大约72小时。在这72小时里，肯尼迪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胜利的约翰·肯尼迪显得宽宏大量，失败的钢铁界中有些人则开始攻击他。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事实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确在管理美国。

　　不容约翰·肯尼迪歇气，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跌，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个月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领导把这种困境归于肯尼迪同布劳的对抗，但事实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忘记了股票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连续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续四周的连续下跌让肯尼迪刚松弛的弦又绷紧了。他在5月29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还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开讲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波动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弃了这条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全国性的公开电视讲话只会把惊慌传给更多人。第二个方案是考虑降低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这个方案也遭搁浅，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则会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困难。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50至100亿美元，但国会不会通过此项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场又开始繁荣，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继续上升。保证金在危机高潮后的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机给肯尼迪上了一课，让肯尼迪品尝惊险，也给了他机会。让他在1963年的经济领域内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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