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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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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保罗·哈金斯将军到达越南任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和驻西贡大使瑙尔汀一起,让约翰·肯尼迪不知不觉地加快了在越南行动的步伐。如果肯尼迪在越南问题上的结果是一出悲剧,那么他选用这两个人就是悲剧中的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什么危机,他都认为美国需要他站在吴庭艳一边,可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一去多日,到爱琴岛上悠哉悠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更是糟糕,他因为二战时贯彻长官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到一个绰号“枪通条”,但他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尤其是在肯尼迪要他如实报告越南战争的进展情况时。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可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告诉肯尼迪,他认为这于他不利。他觉得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坏消息不会再来,以后都将是好消息。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哈金斯到越南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他告诉记者,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报告说,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经开始扭转。西贡捷报频传。也有人怀疑哈金斯,可拿瑙尔汀的话加以核实后就信以为真了,因为瑙尔汀也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越南的恶劣现状丝毫未改。可约翰·肯尼迪远在华盛顿什么也不知道。从战地而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了,悲观的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被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能够揭穿哈金斯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约翰·肯厄迪却不大乐意相信他们的话。恰好此时,越共游击队的活动有所下降,这正好是哈金斯这个单人新闻社向约翰·肯尼迪发表好消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宣称,“日出行动”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华盛顿也为他们这种洋洋得意的情绪所感染,肯尼迪又惊又喜,当下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000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这种乐观约翰·肯尼迪一直保持到1963年年初。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他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其他人也一样自信。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越南的局势倒也是真的平静了许多,只可惜这是一片汪海,表面平静,内里啸腾,越共在积蓄力量,吴庭艳的胆小的司令官也不想去撩拨他们,忿恨吴庭艳的情绪四处蔓延,批评吴庭艳的人并非全是越共,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他们对说着法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享有无数特权的吴庭艳十分不满。双方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一场争斗即发。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爆发,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团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模样自焚。事先得到通知的新闻界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无动于衷,吴庭艳的弟媳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也开始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约翰·肯尼迪无法忍受。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里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腐败和无能,在新的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反共立场已不那么重要,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汀到遥远的爱琴岛度假去了时,他马上派了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他挑中了亨利·卡伯特·洛奇。 瑙尔汀从西贡回国时,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文不对题,但瑙尔汀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吴庭艳刚刚向他保证,绝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遣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48小时以后,真相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说这次袭击是自从他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的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是在袭击的第二天到达西贡的,他有种感觉,这次袭击佛教徒也是对美国的一次打击。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美国之音”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于吴庭儒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洛奇的回答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约翰·肯尼迪在海恩尼斯港,政府中的好战派都外出了,给洛奇的回电是一些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官员起草并通过的,回电坦率地告诉洛奇: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可是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约翰·肯尼迪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肯尼迪的顾问、官员们对西贡内部形势的意见分歧让肯尼迪深感忧虑,无论是继续支持吴庭艳还是插手干预南越的内政,美国在越南的前景都不甚美妙。肯尼迪开始责备自己对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没有更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可为时已晚。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可为时已晚。他打电报回来说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政府的道路,如果再回头就有失体面。 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可肯尼迪在白宫等了几天、几个星期,政变都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牵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已被外调,吴庭艳加强了对西贡周围军队的限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到底想不想干,洛奇说:“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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