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传(46)

四六

　　约翰·肯尼迪在黑人问题上发表的公开演说是很少的，他一直在试图谋求不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他希望依靠说理和劝导解决问题，因此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对待伯明翰的态度，他们觉得约翰·肯尼迪过于软弱。

　　到5月初，司法部副部长说服了伯明翰比较负责的企业领袖们，使之认识到种族和谐比动乱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在就业的机会和公共设施方面做了一些改变。新上任的市长答应采用温和点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黑人领袖暂时停止了示威。约翰·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和前进。当有人问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是一个典型时，总统说：“我们还得看往后几天里伯明翰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天以后，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答复。5月12日下午，他得知，伯明翰一个黑人住宅和旅馆被炸弹炸毁了。恐惧、愤怒、骚乱和反骚乱再一次支配了伯明翰。约翰·肯尼迪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约有3000名士兵迅速被派遣到伯明翰附近的各个基地。晚上9时，总统通过所有的广播网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强有力的警告性声明。随后，在司法部部长同金牧师通过电话进行商谈时，约翰·肯尼迪在办公室内等候继续出现暴力行动危机的电话报告。

　　但是伯明翰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亚拉巴马州乔治·华莱士对派遣联邦部队的命令的法律根据表示异议，理由是他的州警有能力维持秩序。但约翰·肯尼迪因为在梅雷迪斯事件中过于迅速地接受类似保证，导致过于迟缓地调动联邦部队而吃亏，所以这次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所拥有的镇压国内暴力行为的权力使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行使和何时行使这种权力。

　　在伯明翰的情况时续时断地恢复之时，约翰·肯尼迪和华莱士却在逐步走向密西西比州那样的另一次对抗。在那次，当联邦部队终于到达奥克斯福德，保障了梅雷迪斯的安全之后，约翰·肯尼迪曾疲倦地问弟弟罗伯特，是否不久还会出现差不多的事情。罗伯特说，同梅雷迪斯案件相类似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件诉讼案，将在1963年春达到同样严重的阶段。约翰·肯尼迪决心作好准备迎战，但决意避免另一次梅雷迪斯事件。他派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亚拉巴马州州立大学的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他自己飞到了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司法部展开了一个深入细致的运动，去接触亚拉巴马州的教育家、编辑、牧师、企业家和其他社团领袖，希望造成一种友好团结的气氛。

　　根据法院的判决，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两名进塔斯卡卢萨大学本部。大学愿意让他们入学，有名望的亚拉巴马人也敦促华莱士不要抵抗，可华莱士州长生涯初展宏图，他决意借这个机会给本州人看，他是严格遵守竞选誓言的：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赶走。

　　约翰·肯尼迪不想过多地和华莱士纠缠，他想表演就让他表演吧。但肯尼迪自己这次所作的准备是细致而充分的，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校外的人完全被清出了校园，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约翰·肯尼迪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亚拉巴马州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方法就是遵守法律，随着决定的日子日益迫近，约翰·肯尼迪向华莱士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他内心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当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塔斯卡卢萨告诉华莱士这个消息时，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大骂一通后也就走了，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

　　1963年6月11日这天，标志着州政府对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在此之前，约翰·肯尼迪只是处理了一件又一件种族歧视的具体事件。

　　约翰·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他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但这次动乱未成事实，约翰·肯尼迪还是决定，趁着大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约翰·肯尼迪一直都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如剧院老板、餐馆经营者、百货商店经营者，要求他们在雇佣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他还要求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早在1963年2月，约翰·肯尼迪还发表了他任期内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它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民权委员会能充当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做种种修改。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这咨文不是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约翰·肯尼迪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正常立法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可国会和国内其他人根本对它不屑一顾。

　　但到了6月11日这天，全国都开始倾听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了，亚拉巴马州的事件才刚刚过去。所有的人都在想他们的总统因此有何打算。但对约翰·肯尼迪来说，他的这次演说仍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它至少是以他三年来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三周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

　　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约翰·肯尼迪还说，种族问题在美国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它主要是一个道义问题，他把种族问题看成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一场道义危机。

　　在此之前，除了亚伯拉罕·林肯，没有一个总统曾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总统可以坦然地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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