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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二十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毕竟有47岁而他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竞选总统。

  因此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高潮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

  日使竞选运动达到高潮。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事,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光;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与和平。

  尼克松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强大的中产阶级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当政。厄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更受人爱戴,而且比他的敌人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伶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当时可能比肯尼迪还要有名。

  尼克松当然也有不利条件,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党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百分之四十九。1954年,百分之四十七;1958年,百分之四十三。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下降的情况。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百分之二十八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百分之十八。在白领阶层,下降情况更为显著,从百分之四十四降到百分之二十九。所有人都愿意艾森豪威尔身居白宫,但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肯厄迪称作“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尼克松根本不是总统的料”;这句话也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冷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这本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想开个玩笑。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为59对41。到1959年7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百分之六十一,尼克松占百分之三十九——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由于有了著名的尼克松“厨房谈话”,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到1960年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六分比差依然存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尼克松于下一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之后的一周,尼克松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1960年8月,俩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不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百分之五十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票对46票对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曾满以为会得到民主党提名的林登·约翰逊安排了一次国内特别会议,希望在那儿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会议给纠缠住了。六天以后,国会特别会议结束,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许是因为命运的捉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他们还说,无论肯尼迪做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总使他不能成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像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奴隶”。

  肯尼迪决定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肯尼迪接受了邀请。肯尼迪对工作人员说,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稿,必须把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绝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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