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34)

三四

　　确实，她的一生就像皮埃尔·德库尔塞尔的《两个小家伙》中“绑架芳芳”一章的情节一样。拉蒙·德蒙洛尔把芳芳交给可恶的拉·利马斯，要他把这个贵族小天使变成像他一样的贫苦人。

　　拉蒙低沉地说：“孩子交给你啦！”

　　夏奈尔公司！

　　拉·利马斯说：“真漂亮，先生，我可以担保，他太像您了。”

　　可怜的科科，她在忍受痛苦。我发现她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为什么她没有因为爱情而痛苦，不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有人想夺取她的权威地位。应当承认她的地位已经发发可危，报界对她也已不感兴趣，即使夏奈尔品牌在商业上还很坚挺，即使时装公司仍能缓慢但有效地推动香水的销售，科科再也成不了新闻热点。康邦街上出售的服装尽善至美6个月不变，成不了记者摄影的目标或文章的主题，记者们去了也是徒然浪费时间。

　　难看的膝盖！她拉了拉脖子上红色围巾的两端，头颈么老了！

　　“如果有人说您还不到20岁，您是不是觉得有趣？我认为这太过分了些，要是人家说我40岁，我就高兴了。”

　　放弃？投降？她常常谈到这些问题。

　　——我真想把一切都放弃算了。为什么我还要干这个讨厌的行当？

　　——自我认识您以来，每次服装展示会后您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不工作了，那该做什么？我岂不要闷死了？

　　她把闷死两字说得很响。她在洛桑买了一所房户。

　　她说：“房子不在湖边。湖难看极了，天鹅的味道也不好问，水是死水，连黑水鸡也会被毒死。我的这幢小楼在山上，名字叫西尼亚尔。一幢楼里如果有两个以t佣人就没法住了。我只要一座小楼，不要添置什么水暖设备，有一个窝可以安静地住到老死就行了，何况小屋有四间浴室，其中一间是我的。我在墙壁上挂满漆器（还有印度马木屏风）。我把房间内部布置得像间木屋，因为我是在瑞士。这里看不到湖，只看到我的花园，要走出几步才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但是，人毕竟是在房里生活的，我也不搞什么客套，小屋只对朋友开放。我也不想为了高兴在瑞士举行招待会。”

　　她指给我看一张床和几把锻铁椅子，都是雕刻家贾科梅蒂的弟弟做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做的东西令人赏心悦目。但他居然不敢问我要钱。曾经有人来为这张床拍照，我浪费了一个L午，连我也成了一件摆饰。可怜的贾科梅蒂在马路上摔了一跤，人们没有及时把他扶起来，现在他在医院里。”

　　她抱怨自己在工作呼。太独断专行了。这种过分谦虚真新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她说：“没。别人帮助，什么事都做不成。可惜我找不到人帮助，全部瘫痪了似的，人们看不到你是在为他们做事，而可怜的女人们变得越来越疯疯癫癫了、对她们说现在流行四季豆，她们就成了四季豆，要她们方就方，要她们圆就圆。现在她们袒露着肚脐，而肚脐并不是最美的部位。她们穿着露脐长裤招摇过市。多么珍贵的肚脐啊，该把它放在橱窗里。看样子她们很快还会露出屁股来的。”

　　她c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科科说：“近来我受到一连串的打击。我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我对她们讲，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就再也不干了。我周围的人只想挣钱，却没有什么本领。昨天是劳动节（5月1日），星期四是耶稣升大节，都不营业。我说，如果你们不愿工作，那就不工作吧，我H能把你们当懒汉看待。但是，她们不工作，社会保险我还得照付，要好几百万呐！元旦那一天，一般照常工作，但她们干得没精打采。”

　　她是不是真能放弃时装生涯，独白一人拥有成功的奥秘？她想到的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她说：“我本人不需要什么，我是可以洗手不干的。”

　　她要我想想萨夏·吉特里失宠时的情景。他被隔离在勒克吕路上的一家旅馆里时，写下了《狱中60天》一书，坦陈自己的心声。他也觉得被原以为自己能代表的巴黎所抛弃、难道他没有捍卫过法兰西的尊严？人们没有为怀疑他，逮捕他，把他送进弗雷纳表示歉意、对此，他感到惊讶。科科期待着人们恳求她继续努力工作下去：

　　“亲爱的、伟大的夏奈尔小姐，您想停止为对国家十分重要的法国豪华服装效力是不可能的。”

　　有时谈到意大利时装业时，她很有感触。

　　她指出：“意大利的工厂只要有订单，在8月份也不会全部停工，不像我们这里。”

　　说完这话，她看着美国杂志＿L登的罗马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服饰，噗吃一声笑了起来。她说：

　　“美国人一定懂得，如果夏奈尔公司倒闭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有人要施展阴谋诡计动摇她的地位？如果夏奈尔公司挺不住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时装可言？她叹了口气说：

　　“妇女杂志扼杀了时装。这些杂志现在都成了药房，只讲药丸，不谈时装，教人怎样不生孩子。”

　　她还狡黠地说：

　　“这样下去孩子会比以前多吗？”

　　◎轻歌剧中的原型

　　如果夏奈尔小姐同意出席以她的生平（或者说以她的名声）为题材的轻歌剧《科科》的首场演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她在纽约受到欢迎的盛况。她踩着飞天而来的彩纸屑走上＿百老汇大街。某些大人物喜欢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上踱步，还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塑像沾沾自喜。但是，由一位大明星扮演科科，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确实非同一般。科科没有受宠若惊，而且，应当说法国人的态度都很冷漠，也许一出关于碧姬·巴锋的轻歌剧才能使他们更为激动。

　　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并非一件小事。上演计划是在米尔两兄弟埃尔韦和热拉尔的餐桌上形成的。埃尔韦·米尔曾经参与让·普鲁沃斯特的一切决定（警方一直在追捕让·普鲁沃斯特）。法国解放那一年，他怦然成了半官方的情报部长，报界新人在他那里竞相获取消息。政界人士、男女演员、电影制片人、剧场经理，还有那些能使鬼推磨的财界人物都常在米尔兄弟家中聚首。普鲁沃斯特在米尔兄弟家里看到许多地位正日趋巩固的新贵，这些人的面孔和名字已经或即将为人熟知。他们中有正在从占领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让·科克托、即将改头换面的还没有出名的17岁姑娘分耕女特·巴尔多、马龙·白兰度、让·热内、玛丽·贝尔，还有当时正忙于创办报纸的雅克·沙邦一戴尔马。

　　开始时，米尔兄弟居住的瓦雷纳街与科科的康邦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神圣的地方都有一种有利于生存和再复兴的气氛。布景师热拉尔·米尔为他亲爱的科科在房间内放肝印度乌木屏风，四壁镇满镜子，使房间看上会空间奇大；镜中的一切都比例失调。中国瓷瓶巨大无比，庙就像明斯特森林中的真鹿一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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