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10)

一〇

　　——她喝醉了？她可什么也没有喝！

　　人们一直说我神经系统有问题。两年里我一直没敢过马路，也不敢进教堂，连出于礼节而做的弥撒也不做了。音乐会当然也去不成了。只要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会头晕。博伊表现了非凡的耐。心，消除了我的心病。他把我带到人多的地方，对我说：

　　——你怕晕倒？好，你就晕倒吧，我在这里，不会有事的。

　　好几次我被人送回家来。我昏迷了半小时，大家都以为我死了。还没昏厥时我就怕晕倒，有时为了过马路我也要乘出租车。博伊又一次地消除了我的精神障碍，他说：

　　——你想晕倒吗？你就晕倒吧！听其自然，我很乐意看你一次次地晕倒。

　　后来，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再也没有晕倒过。医生们说的都不可信。一次，博伊把我带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去，他的朋友说：

　　——这种病常常发生在年轻的女人身上，应当让她们心情安宁。

　　这种病与过分激动、经历坎坷、生活变化太大有关。后来，我靠读小说来打发日子，但日子过得很糟糕。德库塞尔先生帮了我的大忙，我把自己比作了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了。

　　——你在说什么？博伊问道。

　　我像江湖牙医一样随便撤了一个谎，因为我不想被人看成什么也不懂的乡下小姑娘。博伊提醒我说：

　　——你在撒谎，你说的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

　　——我只是作了一些小小的编排。

　　——你最好还是讲实话。

　　我是大家议论最多的人，但我自己却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想认识我，都想知道我的衣服是哪里做的。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服装，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时尚是由喜剧女演员和风尘女子们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跟在后面。那时的帽子插各种羽毛，到处流行假发，裙子长得拖地。

　　我记得一位名叫马尔特·勒泰莉埃的漂亮女人，她穿的就是一袭白色呢料长裙，裙摆上镶着毛皮，可以把地上的灰尘扫得一干二净。在奥特伊尔还是在隆尚，我记不清了；我穿的是很难看的平跟鞋。但是，如果穿高跟皮鞋，我就连路也不会走了，甚至还会摔跤。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成了知名人物。我不知道什么叫名望，也从来没有去追逐过。对我来说，名望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瞧，为了名望我推出了一种时尚：现在裁缝们也都在赶时髦了，而在我之前，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人们对杜塞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一无所知，只要看一下他的书架，您就可以知道他曾经为艺术家们做过多少漂亮的服装，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裁缝而没有被人知晓。即使与他交管而过，他的那些女主顾们也不会向他致意。这种事情很奇怪，但却是真的。幸而在1914和1919年间，人们的生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争帮了我的大忙。灾难使人显出了本来的面貌。我发现自己是在1919年出了名的。当时如果我懂得什么叫出名，我一定会躲在桌子底下哭了。我真傻，太容易动感情了，真是愚不可及。

　　科科在巴黎的初创阶段很艰难，但很快就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是因为她做的帽子式样独特，而且围巾和骑士外罩都很有新意。她把阿德里安娜和妹妹安托瓦内特都叫到身边。穆兰的“美惠三女神”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又相聚了。她们把巴尔桑留下的单身公寓改作店铺，在那里营造着一种自由的氛围。但是这个店铺不久就显得太小，需要搬迁了。1910年她们搬到了康邦街。科科觉得这里很不错，是她的事业之路。这几年里她生活得很愉快。博伊·卡佩尔常常带着他心爱的人外出。他们的生意很好，在生活上也可以说结成了伴侣。战前在多维尔和战时在比亚里茨开设的两家店铺对科科来说意义重大。由于战争的原因，多维尔和比亚里茨先后成为特权阶层，即“快活的少数人”的幸运的避风港。从生活乐趣上来说，相当于今天的蒙特卡洛、列支敦士登这些花钱天堂。当时科科没有去当护士为苦难的祖国效力的念头。她为战争出力主要是给几个当兵的兄弟寄些包裹，而她在事业上却已一下于发达了。科科是这样描绘她当时装店老板的初期生活的。

　　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用拇指和食指在上衣上做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动作）。

　　我又在套衫上装了一个领子和一个领结，大家都赞叹不已。有人问：

　　“您是从哪里弄来这件衣服的？”

　　我说，如果您喜欢，我可以卖给您。

　　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得打听打听行情。这样的衣服我一下子卖了10件。亲爱的，这件套衫是因为多维尔天气冷我才穿的，而我就是靠了这件套衫发了一点小财。在英国这样还行，没有人会注意这件套衫，也不会有人对我说您穿这身衣服真漂亮。一天，我在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我感到有些冷，就穿了一件男式套衫，我不知道这件套衫是谁的。后来我用手帕把它捆扎了起来（原文如此）。战争爆发了，大家都在谈论战争，但多维尔的生活仍一如既往。我讨厌战争，但我一点也没有想过德国人发动战争会影响我卖帽子。我只想靠工作获得自身独立，别的都不关心。夏奈尔的式样诞生了。当时有一位名叫罗迪埃的面料制造商，他有大量浅灰色针织面料积压在仓库里，担心卖不出去。夏奈尔找到了这位供应商。这个故事让人想起让·普鲁沃斯特的故事。普鲁沃斯特说他的报纸是因为用了造纸商贝甘用不完的库存上光纸而赚了钱的。博伊很会做生意，他大胆果断。他在19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批年龄不到30岁的男人搞起来的，这是因为老年人扼杀了青年人。而科科则相反，她凭着在马球场上偶然构思出来的松腰长裙一举成名，难道不该受到赞誉吗？一位美国记者也许就是在比亚里茨注意到这一点的。1916年有一期《哈泼市场》杂志独家刊登了夏奈尔设计的第一个款式：“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这种款式在战后才出现在法国报纸上，美国人则是在1954年夏奈尔回归法国后才知道的。在美国人眼里，夏奈尔就是第三街服装商日夜盼望的时装救世主。

　　为什么科科没有嫁给博伊·卡佩尔？1918年胜利即将到来时，博伊娶了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黛安娜·利斯特。她是里布尔斯戴尔男爵的女儿，是一名野战医疗救护人员，丈夫已在战时牺牲。这是不是四海为家的卡佩尔的蓄意报复？婚礼在博福特堡洛瓦特勋爵的私人小教堂里举行，与巴尔桑和埃米莉埃娜·达朗松的婚礼明显不同。在巴尔桑一家欢天喜地安排的婚礼上，埃米莉埃娜穿着白色婚纱，两旁站着穿着撒马利亚服装、扮作男演员的科科和女演员的多尔齐亚特。卡佩尔跟在后面。鲁瓦亚利厄到处喜气洋洋，但婚礼多少有点土气。这时博伊在博福特堡的教堂里想些什么？对他来说是功成名就。他有钱了，妻子又以嫁妆的形式使他得到了贵族的头衔。科科是怎样对待他的？订婚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每当博伊为煤炭生意到巴黎去时，她就和他住在一起。不是住在博伊家里就是住在科科那里。她早已偿清了博伊给比亚利茨店铺的贷款，至于多维尔那里的店铺，贷款是否已经偿还不得而知。他们之间在经济上是否有书面协议？博伊在遗嘱里写着留给科科的是3万英镑，数目巨大。多么奇怪的结合！他们什么事都在一起，但却是同床异梦。

　　“我们彼此相爱，本来可以结婚的，”科科咕咕嚷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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