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25)_虚阁网

二五

　　第十八章　众望所孚

　　莱茵河水后浪推前浪，他就像一位哲人，似乎在向人们抛出一个谜语：取代施密特总理的究竟是哪一位？

　　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党的根舍？还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科尔？

　　众说纷纭，没有谁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只有莱茵河水意味深长地奔流着。

　　施密特的总理宝座能否坐得稳当，在联邦议院的内外已经引起人们的争议。尽管时局对施密特来说十分不利，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社民党人认为：如果没有施密特，社民党的境况会更糟糕。

　　许多政治评论家和外国外交官认为，施密特至少想使他的政治生涯延续到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到期的时候，即1984年年底。1980年大选之后，社民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的议席已由过去的10个跃升到45个之多。按道理，施密特应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在议会中贯彻他的意图。1984年——如果施密特能坚持到这个时候的话，他将成为除阿登纳总理之外，任期最长的总理，那时，他担任联邦总理就达到十年了。

　　但是，反对党领袖科尔在回答一次记者的提问时认为，施密特政府不可能维持到1984年。1981年6月3日的《图片报》刊载了科尔这段预言：“对于日益向左转的社民党能否容忍施密特任满议会整个立法期这一点，我表示怀疑。至于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能否保持到1984年，鉴于社民党的激烈争执和自民党的困境，这点还很难说。”

　　施密特勉强地维持着这个政府，他必须像一个杂技演员，小心翼翼地在摇摇晃晃的钢丝绳上施展出各种技巧。党派政策方面的策略，深刻的政见分歧，以及个人之间的猜忌，都需要这位杂技演员用平衡术来化解。这时，施密特至少需要处理好三个人的关系，否则随时随地会招至灭顶之灾。其一，维利·勃兰特；其二，自民党主席根舍；其三，自民党经济部长格拉夫·拉姆斯多夫。

　　施密特知道，如果他能够和勃兰特唇齿相依同舟共济的话，那么社民党内的不安情绪就会减少，而自民党也不会另谋出路。但是，社民党应该选择什么道路，勃兰特和施密特总是各持己见。到了1981年秋季，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艾哈德·埃普勒和奥斯卡·拉方丹倾向于党主席勃兰特；而赫伯特·魏纳、埃贡·弗朗克、外交部国务部长彼得·科特里尔、议会党团副主席卡尔·利特克和安内玛丽·伦格尔等，都认为施密特总理比较明智。

　　这两位政治家早在10年前政见就有分歧。当时，施密特针对勃兰特过分重视争取从学生动乱中涌现出来的年轻选民表示不满。他认为，勃兰特的主张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将导致传统的选民对政府失去信心。而现在，勃兰特主张靠近反对核能和反对导弹，特别是反对美国导弹的年轻抗议者的做法更使施密特恼火。他担心，社民党的纪律将因此而被严重破坏。

　　勃兰特则反唇相讥，他认为，从1981年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两件大事，社民党人士应该重视那群反对核能和反对导弹的年轻人。2月间，大约有8万示威者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布罗克多夫进军，并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示威者抗议，反对政府在那里修建一所核电站。同年10月，大约有30万人在波恩集会，要求政府方面结束核军备竞赛。勃兰特指出，如果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还麻木不仁的话，那么只会使“绿党”的支持者增加，将会对社民党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根舍的名字，公众已经熟知多年。他1927年3月21日出生在原民德地区哈雷市郊一个庄园主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在柏林被美军俘虏，战后在哈雷和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52年逃往西德地区，在不来梅加入自民党。他曾经是一位律师，因肺病住过三年多医院，虽然他只是波恩较小的联合执政党的主席，但是他在政坛上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谁也无法把他从部长的职位上挤下来而不使政府发生危险。

　　根舍是科尔的朋友，也是同住在波恩郊区的近邻。尽管根舍曾经两次三番地拒绝同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根舍同科尔的交情使得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追随者耿耿于怀。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后的事实就证实了这一点。

　　根舍具有一种迅速理解事物的能力，而且具有一种一般人所没有的智慧勇敢。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作为内政部长的根舍曾提出以自己去交换被阿拉伯恐怖分子绑架的以色列人质。

　　施密特认为，根舍是一个“没有固定方针的策略家”，人们对他的人品和政治主张一直难以确定。就施密特本人来说，对于自民党的要求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但是，1980年大选之后，施密特从越来越多的事例中发现，同根舍打交道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自民党党主席似乎在寻找一种对抗。例如，关于新政府纲领的谈判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施密特感到，基于根舍的态度，两党合作实在是太艰苦了。

　　在1981年8月讨论预算时，根舍在一项声明中说，联邦德国现在面临着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根舍强调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来一个转折是必要的”。针对根舍的声明，施密特难免要思量一番：根舍在声明中所提及的“转折”，究竟用意何在？是联合政府同舟共济去实现这一转折，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伙伴的抉择上来一个转折？

　　施密特嗟叹不已，此时他深感大势已去。也许，他会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他作为联邦总理到底还能呆多久？窗外霪雨霏霏，施密特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倦怠和晕眩。这时，他哪里料到病魔已经缠上他了。

　　有一次，他在石荷州度假别墅中摔倒了，他跌在地上两眼直冒金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支撑着孱弱的病体勉强站起来，可是双腿一软，再度跌了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的病情多次复发，但是他对此守口如瓶，仍然日理万机。终于，在1981年10月13日施密特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被送入科布伦茨医院，医生们不得不为这位心力交瘁的总理安上心脏起搏器。

　　联邦总理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慰问似潮水般地涌向总理府。但是，不出几天，这位总理又倔强地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可怕的事又发生了，联邦总理由于疾病的袭击，他的记忆力已经出现了灾难性的混乱，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都从他的脑海里抹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拼命地去了解，最近到底发生过什么。然而，这一切他又不得不对外界保密。

　　从1974～1982年，这位曾经被誉为“铁腕宰相”的联邦总理的确衰老了许多：面部肌肉松弛，皱纹密布，看上去就像一只秋霜后的茄子。在联邦总理职位上度过的8年多的时间，仿佛捱过了20年，老了20岁。

　　就在这时，一件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又发生了。

　　在1982年2月3日格尔德·H·佩尔埃蒂主持的《每日专题报道》节目中，这位节目主持人采访了社民党议员哈拉尔德·舍费尔、克劳斯·格罗贝克尔和格哈德·施罗德。

　　采访摘要如下：

　　佩尔埃蒂：社民党议会党团有人问，赫尔穆特·施密特到底要向谁施加压力？在这个问题澄清之前，人们正日益感到失望。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议会党团会议），而且在信任案问题的压力下，根本无法再谈及细节的社民党议员的自我感觉如何呢？

　　舍费尔：如果提出信任问题，就表明了联邦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联邦议院一名议员的活动余地就局限于回答这一问题，即，要不要这位总理。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他要这位总理，他要这届政府。

　　佩尔埃蒂：此时人们的感觉如何，是不是感到有压力？

　　舍费尔：感觉很好。

　　格罗贝克尔：谢天谢地，您没有问我的情绪如何。

　　佩尔埃蒂：那么您的情绪如何呢？

　　格罗贝克尔：很糟！

　　佩尔埃蒂：结果将如何？

　　格罗贝克尔：这还难说。我认为总理感到厌倦了。

　　施罗德：在信任案问题上，我信任总理，因为他的替代者将是愚蠢的科尔，而且这个人是不会有人要的。正因为这种情况，我在信任案问题上自然会投赞成票。但是我承认，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非常糟糕的。这不是儿戏，必须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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