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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2月14日,《莱茵法尔茨报》评论说:“经过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握手、拍肩以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均不能掩饰联盟党自家造成的创伤,即便最后声明再长也难以治愈它。与其说是充满圣诞节前的欢乐,倒不如说是弥漫着内疚自责的情绪,所有代表们的面部表情似乎在问,这种破镜重圆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1976年圣诞节,科尔告别他可爱的故乡前往波恩。尤利亚妮·韦伯、霍斯特·科尔奇克和司机泽贝同科尔一同前往。瑟瑟的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一样,科尔不由伸手拉上车窗,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这时,科尔心潮起伏,思绪悠悠,仿佛又回到了1976年联邦议院竞选期间。

  在1976年联邦德国总理竞选期间,科尔和基民盟竞选委员会提出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口号。科尔的政治宣言像狂风骤雨席卷了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社民党对此毫不示弱,回击联盟党“没有执政能力”是“我国安全的危险因素”。

  这时科尔声望之高仅次于总理施密特,到底鹿死谁手不得而知。1976年8月举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52%的基民盟选民、25%的自民党选民以及20%的社民党选民认为,联盟党将在大选中获胜。而52%的社民党选民、44%的自民党选民和19%的基民盟选民则认为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将继续执政。

  社民党当然意识到“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威力,它像一枚炸弹随时会炸毁社民党自勃兰特以来的执政党地位。施密特自1974年就任联邦总理以来前后不到30个月,如果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失利,这个结果对社民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很久以来,就流传这一种说法,即把联邦共和国比喻成“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现在不少人认为,在这位汉堡人的领导下,这个侏儒一天天地长大了,渐渐地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称。不仅如此,在举行大选的1976年,联邦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4%多一点,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六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也有所下降。因此,阿伦斯巴赫民意测验所得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976年月,大约有848%的选民认为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个“较理想的总理”,而35%的选民则认为科尔是个“较理想的总理”,正如他从前是一位好州长一样。

  为了保证竞选成功,使自民党愿意和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施密特宣称,未来的联邦政府将在新的联邦议院中使仅有30名议员的自民党人获得外交部、内政部、粮农林部部长和5名国务秘书的职务。埃里希·蒙德在1990年回忆说,社民党这种“近乎于政治收买”的手段,“基民盟和社民盟则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自民党心动了,根舍当下拒绝了科尔请求与联盟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意图,不久,选举结果揭晓,施密特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科尔竞选失败。虽然如此,但联盟党的雄厚实力和战略战术却令他们的对手心有余悸。

  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选举后承认,“基民盟的竞选班子在组织工作方面部分地超过了我们”。

  黑森州州长霍尔格·伯尔纳在惊骇之余,忙不迭地说:“看来需要对我们的党内组织进行一次改革。”

  科尔想到这里笑了,他感到自己仍有足够的信心、力量把联邦总理的宝座夺过来。1976年5月17日,《明镜》周刊不是告诉他,科尔“暂时仅仅是个总理候选人”吗?“暂时”还会有多久?是一年,二年,三年,还是五年?

  第十五章 乡情浓于水

  抵达波恩不久,科尔将昔日在美因茨那些忠诚可信的人马召集过来,组成新的班底。这些人是:尤利亚妮·韦伯、沃尔夫冈·贝格斯多夫、霍斯特·特尔奇克和爱德华·阿克曼等人。此外,他又从美因茨将州部长海纳·盖斯勒召到身边,取代了库特·比登科普夫的基民盟秘书长职位。

  为了能够争取工会的好感,为联盟党赢得新的选民层,科尔在1977年6月初把42岁、能干好斗的诺贝特·布吕姆提到党的社会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取代了汉斯·卡策尔的职务。

  诺贝特·布吕姆博士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在吕瑟尔斯海姆的奥佩尔公司当过学徒,后来又辗转到建筑业、金属手工业及卡车司机等岗位上工作过。长期的基层工作,不但使布吕姆了解基层组织并在这里赢得了颇高的声誉。科尔认为,布吕姆出任此职是再恰当不过了。

  科尔需要一批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人马,只有这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才有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人事政策”为己所用。他说:“如果自由的思想传统有能像社会和保守的思想传统那样在基民盟内找到自己的政治故乡的话,这个党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党。”

  在波恩,科尔依旧沿袭了他在美因茨任命新官员的风格,擅自将一些党内、甚至连公众素未谋面的州部长和州务秘书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科尔在掌管美因茨时如此,在充当反对派领袖时如此,在进入联邦总理府后还是如此。

  但是目前鉴于地位的变化,科尔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改变昔日在莱法州时那种粗放得毫无约束的工作作风。在这里,他必须小心谨慎、像地震仪那样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有所反应。现实不允许他犯任何错误,否则那些政治对手和吹毛求疵的人又将绘声绘色地贬责一番。

  科尔在波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人们同时也很快地适应了他。在他作为反对党领袖进入联邦议院4周后,据英弗拉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表明,科尔的日子远远比他的对手勃兰特和施特劳斯好过得多。在一份从-5到+5的表格上,施特劳斯得0.4,勃兰特为0.1,而科尔却达到了1.2。

  就在这个时候,连任的施密特总理却为目前的尴尬局面伤透脑筋。在联邦议院选举后的两个星期,劳动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邮电交通部长、发展部长纷纷向总理递交了辞职报告,各奔前程,原因是施密特不能实现其在新的任职期间内不更换内阁成员的承诺。

  与此同时,养老金的问题使得施密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竞选中,政府宣布从1977年7月1日开始,把养老金提高10%。但是,选举之后,从新的统计数据中发现经济增长率比原先预期的要小,政府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承诺。如果养老金像宣布的那样从7月份开始增加,1977年仅养老保险金一项就将造成100亿马克的赤字。

  起初,政府决定将增加养老金的时间向后推迟半年,但尚未实施,各地的批评便蜂拥而至,他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决定。联盟党就此抓住不放,抨击施密特是一个“养老金撒谎者”,用莫须有的事实欺骗了善良的选民。1979年9月,科尔对《星期日世界报》说,“我们的年迈公民要求诚实。”对他们来说,“养老金是长期劳动生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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