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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2.焦头烂额

  在艰难的叙利亚穿梭外交取得成功之后,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立刻缔结一份约旦—以色列协议,侯赛因国王耐心地等着基辛格来他的国家就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问题穿梭往返,他没等到。果尔达·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领导的以色列内阁断然拒绝与温和的约旦进行谈判,基辛格没有坚持,转而提出,要以色列从埃及边境再撤退10或15公里,以增进埃以关系。

  以色列的固执和基辛格的迟疑,促使阿拉伯首脑会议授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约旦河西岸跟以色列谈判,导致了阿拉法特的崛起。

  以色列内阁对基辛格的撤退建议也不感兴趣,基辛格有关世界末日的演说流露出一种真情,感动了拉宾和他的手下,但没有说服他们坐下来谈判,西奈二期协定流产了。

  基辛格保证他不会公开埋怨是以色列破坏了西奈二期穿梭外交,但这没有阻止他对“同宗教者”进行个人攻击,他称拉宾为“小男人”,悲叹没有一个像果尔达·梅厄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主持大局。

  1975年3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基辛格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北越开始了最后的攻势,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遭到红色高棉的袭击。在葡萄牙,一场反左倾政府的政变流产了。在安哥拉,爆发了一场有古巴军队、苏联援助支持的国内战争。杰克逊—凡尼克的可笑结局损害了缓和,在海参崴缔结的军备控制谈判协议框架在一片细节争议中土崩瓦解。

  1975年8月,基辛格打点精神又开始了埃及、以色列之间的穿梭外交,期待挽回面子。他在以色列遭遇到一群犹太人的骚扰。他们在他的旅馆外面叫嚣“犹太伙计!犹太伙计!滚回去!”他们用的是尼克松的称呼,他们知道这称呼会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他们没有猜错。

  在耶路撒冷,连续12夜通宵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美国以2.6亿军事援助换得以色列在西奈二期谈判协议上签字。NBC电视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中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协议。”

  从1973年春季开始,基辛格倡议用B-52轰炸柬埔寨和越南在柬埔寨的渗透路线,以表明美国维护和平的决心。6个月里,倾泻到红色高棉控制区的炸弹超过二战时期投到日本的所有炸弹,但柬埔寨政府军未重新获得一寸土地,美国国会忍无可忍,于1973年8月禁止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投弹。

  由于北越和红色高棉同时发起最后攻势,美国朝野都以为这两支共产党力量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关系。实际上,1972年底,他们之间已出现很深的裂痕,红色高棉谴责北越在停火协定中出卖了自己。几年后,当他们各自赢得国内战争之后,几个世纪沉淀的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仇恨开始浮出水面,边境冲突不断,最后两国之间于1978年爆发了战争,北越占领柬埔寨,逐出了红色高棉。

  由于基辛格也错误地以为红色高棉和北越是盟友,他策划了一场错误外交。他以为中国人想要阻止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胜利,因为红色高棉代表河内和莫斯科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他正确地察觉出中国与苏联支持的北越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于是,他于1973年6月向中国建议,让西哈努克回去建立联合政府取代红色高棉的全面统治,中国拒绝了。

  中国清楚地知道红色高棉是北越的对头,不是傀儡。

  当红色高棉发起进攻时,柬埔寨军队所能做的就是在撤退前乱放一阵空枪。美国5年的支持和5亿美元的援助却没能使他们敢与人数少、装备差的红色高棉较量。

  美国国内的鹰派、鸽派都反对给柬埔寨进一步的支援。福特也意识到一切已为时太晚。

  柬埔寨总统朗诺已经逃跑了,美国大使给朗诺的继任者提供了一架供逃跑的直升飞机,他拒绝了。“我不能像个懦夫一样离开,我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相信了你们这些美国人。”他说。几天后,他被红色高棉砍了头。金边被红色高棉攻占。

  1975年1月8日,河内政治局宣布: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完善的军事、政治条件和战略优势。在南方完成国家民主革命、和平统一我们祖国的时候到了。

  受基辛格、福特委托去越南观察局势的维扬特将军回来说,必须马上恢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52轰炸机的轰炸,外带7.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即使有了这些东西,维扬特将军断定,也挽救不了比擅长跑步的福特还跑得快的南越军队。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南越溃败不可避免,但他处于对美国信誉的考虑,要求国会拨款7.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福特大部分助理反对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新闻秘书尼森和福特的私人摄影师肯纳里,后者被福特看成像儿子似的,福特常引用他的妙语。

  肯纳里认为任何人说南越能被挽救都是一派胡言。

  福特尽管同意基辛格的援助计划,但对此事一点不热心。他拿着基辛格起草的援助申请报告到国会去念,巧妙地删除了基辛格谴责国会对巴黎和平协定失效负有责任的语句。

  国会没有一个人赞同用7.22亿美元去做表面文章,支持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在外交政策方面,福特很少违拗基辛格的建议,但是,在他的7.22亿美元请求还未正式否决之际,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告诉他的顾问哈德曼,他要到图兰大学去演讲,他要表达他认为越南战争已经结束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不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呢?”哈德曼问。

  “亨利会不会同意,我没把握。”福特说着抬了抬眉毛。显然,他为这个想法感到得意。

  遵照福特的吩咐,演讲稿送到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时,有关战争结束的那几句话没有写在里面。

  新闻秘书尼森立即意识到没有写在演讲稿的那几句话有多重要。但他害怕劳累了一天,又喝了鸡尾酒的福特会破坏这场轰动效应。“慢慢地把话说出来。”尼森建议道。摄影师肯纳里则更干脆:“他的意思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福特没有。在拥挤不堪的6000名学生面前,他宣布:“美国可以重新获得越南以前的骄傲。就美国而言,这种骄傲不能靠重新投入一场结束的战争来取得。”顿时响起一片欢呼雀跃、跺脚、吹口哨声。

  简简单单的一句“结束的战争”震撼了整个国民的心。这反映了福特慷慨、正派的本能,反映了这位老橄榄球运动员知道在哨声吹起、比赛结束之际如何优雅地接受失败。基辛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想把责任归咎于国会的愿望有一定道理,但它们不合适。

  “总统先生”,当福特在”空军一号”走进记者舱时,其中一位问道:“基辛格国务卿有没有为你准备讲稿或事先同意了这份讲稿。”

  “没有!”福特大声说,盖过飞机的轰鸣声让所有人都听到。

  第二天清晨,哈德曼通向福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响得像烟火报警器”。他冲到椭圆形办公室发现福特抽着烟斗,基辛格像只笼子里的狮子来回踱步。这一次福特怎样解释也无法叫基辛格平静下来。

  “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哈德曼嘟嘟囔囔地说,最后定稿写得太晚,他们没有料到有关越南的那一行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他没提福特打一开始就要求把这一条加进去。哈德曼注意到总统的眼睛朝他顽皮地眨了一下。

  一天,基辛格走进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愤世嫉俗地宣称:“我是惟一在3周内丢失2个国家的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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