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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这里,基辛格为罗杰斯设下一个圈套。他知道在北越港口布雷已是尼克松的决定后,打电话告诉副国务卿约翰逊,说他担心布雷一事会影响最高级会晤,希望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纠正这个想法。约翰逊把基辛格的话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怀疑基辛格心术不正。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罗杰斯故意含糊其辞。约翰逊注意到罗杰斯的感觉是对的,基辛格只是伪装反对这项计划,基辛格怂恿罗杰斯反对总统已经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叫总统更进一步不信任他”,但基辛格竭力否认他有这种企图,他说他想要罗杰斯在会议上有发言权。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了军事升级的决定后,国内朝野一致认为在海防港布雷会使最高级会晤流产。基辛格对此也持悲观论调,甚至连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也抑郁不乐,因为他肯定他的克里姆林宫主子会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为他的连环套又加了一环,他告诉多勃雷宁,西德政府已保证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上次签订的有关柏林的协议。这对苏联人来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推行柏林决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基辛格装作是这么回事。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对西德政府的控制与苏联对河内政治局的控制半斤对八两,但双方都想象对方有更多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在决定是否取消最高级会晤的会议上显得特别轻松自在。这个会议由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主持。他后来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的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主张不取消最高级会晤,政治局大部分人同意,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主席强烈反对:“我不愿握住在越南沾满鲜血的手。”他提到尼克松时说。但来自乌克兰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不这么看,勃列日涅夫转向乌克兰主席说:“同志,你可以代表自己,但不能代表所有乌克兰人说话。”

  由于地区共产党领导大部分都唱反美论调,勃列日涅夫害怕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在最高级会晤召开的三天前开了全体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来正式批准这项决定。“我不愿独自承担指责。”

  勃列日涅夫告诉阿巴托夫。

  “在促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基辛格觉得是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巴托夫多年以后说,“但实际上是柏林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期间,西德开始对有关柏林的协议投票。勃列日涅夫宣布休会,以便等结果出来。协议以一票之差通过。“如果在波恩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和中央委员会肯定会决定取消最高级会晤。但我们从基辛格那儿得到过协议会通过的保证。”

  5月10日,多勃雷宁来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一下子明白了苏联人已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多勃雷宁带来的抗议书措辞温和,并拿出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要基辛格猜政治局的决定。随后,他问总统是否已决定接见苏联的贸易部长,基辛格回答说:“这有可能安排进尼克松的日程表。将会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基辛格补充道,“苏方会不会介意?”

  多勃雷宁回答:“不会。”

  苏联贸易部长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后,他与美国总统对“友谊”这个词在不同语言里的表达法进行了探讨。一位NBC电视台记者高声提出最高级会晤是否还会进行的问题,苏联贸易部长回答道:“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我不懂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此有疑问吗?”

  美国布雷—轰炸计划从未征求过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意见,但他对这条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惟一叫他遗憾的是这次军事升级寿命太短。“如果你们不停地轰炸河内,你们会从飞机上看到白旗升起。”20多年后他回顾道,“基辛格对俄国和中国顾虑太多,你们这是打一场无把握的仗。”

  1972年5月的军事升级行动不像1970年5月的对柬埔寨的入侵,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越南化进程已经平息了国内的不满,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决定也使不多的几声抗议悄然逝去。

  北越进程很快开始减缓。黎德寿又回到谈判桌上。基辛格的原助理罗杰·莫里斯评论道:“布雷至少使北越的迅猛攻势停了下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基辛格又神气活现起来。“缓和”的第一个主要尝试就导致了苏联策略性地接受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他和总统去莫斯科的路上,他宣称这是最伟大的外交成果之一。

  4.莫斯科最高级会晤

  5月26日晚,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弗拉迪米尔大厅见面了。他们在这里签署的协议标志着无限制军备竞争时代的结束和对作点缀的军备谈判时代的开始,尼克松总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银笔,在最重要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上签了字,又放回口袋里。

  后来私下里,他把这支笔送给了基辛格。香槟酒呈上来后,他向他的东道主祝贺,越过大厅,他见到了基辛格,他悄悄地举了举杯表示称赞。

  基辛格也满脸堆笑地举了举酒杯回敬尼克松。

  在5月22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尼克松、基辛格和他们的高级助理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沙皇住过的房间下榻。罗杰斯和国务院其他成员被孤立在5分钟路程之遥的旅馆里。那里有一个长廊可作办公之用,有一个巨大的舞厅可用来做工作间,但他们无事可做。

  基辛格和他的助理——索南费尔特、海兰、洛德用一架卧室里的钢琴堆放军备控制文件,用窗台来堆放越南问题文件,这间临时办公室与帕特·尼克松的美发师的房间比邻。她老是弄不清怎样安排插座,不停地叫基辛格的助理们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替她牵线、拉线。“我们的举动证实了基辛格的观点”,海兰说,“我们没把最高级会晤太当回事儿。”

  第一天下午,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去会谈,尼克松没有带基辛格去。基辛格简直急疯了,他踱来踱去,不停地向多勃雷宁抱怨他应该被允许一起去。尤其令人恼恨的是尼克松采取了基辛格最喜欢用的战术:

  只用苏方译员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这样就没有美方人员的记录可供基辛格研究。

  苏科德烈夫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去整理副本备案。多勃雷宁正好路过,他替基辛格求了个情,问苏科德烈夫能不能给他一个副本?苏科德烈夫征求勃烈日涅夫同意后,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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