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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相反,基辛格与一个叫麦克托纳尔的小伙子的交谈更成功。这位头发蓬乱的反战主义者在美国侵略柬埔寨期间,开始了为期37天的绝食抗议。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天天到白宫门前静坐绝食。基辛格没有通知其他白宫人员就拜访了他。麦克托纳尔纯洁的和平主义观点、孩子气的真诚、美国式的和蔼可亲,既叫基辛格感到新鲜,同时又深深地打动了他。

  从麦克托纳尔的角度看,基辛格想要撤出越南的态度是真诚的,“只是我没法说服亨利不使用武力”,他过后用词准确地说。而基辛格并没有说服他停止绝食。

  一年后,基辛格成为一个所谓的绑架阴谋的目标。这些“阴谋家”都是些反战神职人员,其中包括4名天主教神父和4名修女。基辛格开玩笑说,这是“性饥渴的修女”所为。但私下里,他会见了这些阴谋策划者。

  会谈进行得很成功,基辛格充分施展他的魅力和说服力,他们的反应比哈佛教授要友好得多。基辛格甚至接受了他们的礼物——一枚刻有“绑架基辛格”的徽章,并开玩笑说他准备向其他白宫人员出售。

  基辛格还会见了民主党的主要批评政府人士乔治·麦戈文。麦戈文是少数几个不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会后,他告诉记者:“我看不出这次会晤有什么用处。”

  基辛格甚至冒着得罪尼克松的危险想召见反战活跃分子简·方达①。因为简·方达拒绝基辛格不公开的请求而不得不取消会谈。

  ①简·方达:好莱坞六七十年代的著名女影星,社会活动家。

  第十章 幕后途径

  1.艰难的军备控制谈判

  1968年,美国开始研制多弹头分导运载工具(简称MIRVs)。这种武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能在对方防御系统运转之前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此项研究遭到国会、学术界、甚至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反对。

  尼克松对此事毫无兴趣,一切悉听基辛格的建议。基辛格为了不过分得罪五角大楼,没有把MIRVs列入军备控制计划。

  1970年4月,在维也纳开始了第一轮军备控制谈判。史密斯提出全面禁止试制、生产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绝。基辛格倾向于双方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简称ABM),用以保护首都,对于进攻性导弹实行封锁,对于MIRVs则无限制。

  就像棋手抓住了对方未受保护的王后,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接受了这些建议。基辛格过后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美国公众决不会同意用价格昂贵的ABM去保护只有政客和官僚的华盛顿特区,而苏联却十分愿意把他们的首都置于保护之下。基辛格只得把来年的时间花在使美国摆脱这个困境的谈判上。

  接着,基辛格又犯了一个大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通过他们往常的幕后途径问,美国喜欢一项限定性协议还是一项综合性协议。所谓限定性协议是指包括限制ABM的协议,而综合性协议则包括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基辛格根本没搞清多勃雷宁的区别就贸然答应哪一种形式都合适。

  随后,多勃雷宁带回来的是反限制ABM协议的建议,基辛格说他和尼克松答应考虑。

  基辛格去征求在维也纳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立即回话说:“任何对美国ABM的限制,必须伴随着对苏联进攻性武器的限制。ABM是我们最有力的谈判筹码。”

  基辛格意识到史密斯是对的,但苏联已认为美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基辛格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烂摊子上。

  由于没有禁止MIRVs,造成随后15年的军备控制的不稳定状况,基辛格为此深感自责。

  这期间,华盛顿对需要什么样的ABM争论不休。国会赞成有一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政府赞成有一个保护各自首都的ABM(苏联人正求之不得)。令杰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惧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许建立4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

  苏联人立刻提出反对,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套系统不仅本身价格昂贵,并且养护、维修、报废、更新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多勃雷宁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个ABM系统的,基辛格颇为尴尬。

  于是,基辛格建议利用幕后途径同时秘密地进行军备控制和柏林问题的谈判。苏联从1958年起就急于解决柏林问题,在这里,基辛格又一次开始实施他的“连环套”理论,苏联要想得到他们需要的ABM协议,就必须把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条款加进去。如果他们应允,就会有柏林地位谈判与之配套。以上条款又与其他协议息息相通——谷物交易、贸易额增加、科学交流——这都形成一个网络,用来限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迫使它在越南问题上有所帮助,最终导致永久的缓和。基辛格在1971年这一年创造的连环套比1969年尼克松在军备控制和越南问题之间构造的连环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为了建立柏林幕后途径,基辛格邀请西德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美国。为了不惊动国务院,他安排西德的国家安全顾问巴赫去观看“阿波罗14号”登月飞船上天。他俩在一架军用喷气飞机上进行秘密磋商,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还邀请演员道格拉斯与他们同机旅行,而道格拉斯则在飞机后舱呼呼睡大觉来打发时间。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幕后途径协议,同意在ABM协定中重新考虑限制相关的进攻性武器。

  在维也纳的杰勒德·史密斯听到他的苏联谈判对手愿意就同时限制ABM和进攻性武器进行谈判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送给他57岁生日的生日礼物。但因为史密斯对幕后途径的协议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谈判协议在细节上不如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的好。显然,维也纳的苏联谈判官员比史密斯占优势,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在华盛顿做些什么。

  基辛格怒气冲冲地找到多勃雷宁,谴责苏联利用美方两个谈判途径的不和从中渔利,并警告最终说了算的是白宫途径。几日后,多勃雷宁带回来基辛格能够接受的条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联合宣布了这项协定。

  基辛格称这项协定是军备控制谈判的“突破”,其实他仅仅又回到一年前的状态。

  尼克松让霍尔德曼去向罗杰斯解释,这项协定的达成是因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缘故。其实作为国务卿,罗杰斯有权查阅这封并不存在的信。

  武器谈判专家史密斯对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宽容,但不欣赏,而且他很快就发现了基辛格因不同专家、同僚商议而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这种幕后途径可以使基辛格在处理事情时避开来自国会和公众的压力,但这种权力集中正好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所要阻止的。

  当然,幕后途径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柏林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们是国务院永远无法达成的。“这对官僚机构来说是不正当的,但管用。应当以它们的成就来衡量事情本身。”基辛格这样认为。

  就个人而言,幕后途径使基辛格不仅成为国家最高战略家,而且成为首席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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