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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在这次谈判中,基辛格奉尼克松的旨意放弃了约翰逊政府的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在美国撤军的6个月之前撤军。基辛格以缓和姿态表明,如果河内同意双边撤军,美方答应不在南越保留常驻部队。

  为了说明美方的新立场,基辛格要莱克制订一个全面的双边撤军时间表。基辛格深怕别人知道他参加了巴黎和谈,甚至连自己班子里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蒙在鼓里,以至于不熟悉情况的安东尼·莱克把时间表上的人员分配弄错了。

  幸亏这个漏子捅得不大,因为北越人对这份双边撤军的时间表既不注意也无兴趣。春水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历数越南人数世纪抵御外来侵略者的丰功伟绩——所有的侵略者都通通被赶出国门。所以,美国也不例外,只能无条件地、单方面撤军。越南人决不会改变这个立场。

  叫基辛格恼火的是,北越人在私下的秘密和谈所说的与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一样,他们固执地奉行表里一致的原则。

  把谈判秘密化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把美国公众和国务院等官僚机构排斥在外,事实上河内是大占便宜。美国的真正谈判建议不为人所知,而他们则可以就自己的立场大肆进行公开宣传。假如基辛格把巴黎和谈公开化,恐怕更符合美国利益,至少能把反战情绪平息下去。

  这次和谈春水惟一能提供的是河内考虑与基辛格进行更多的秘密谈判的可能性。

  1970年,新的一年开始后,基辛格感到开展新一轮谈判的条件成熟了。这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数”演说暂时赢得了公众支持,随着撤军的继续,反战热情开始减退,《新闻周报》报道说:“理查德·尼克松使战争不再成为头版新闻。”“越南化”

  也出人意料地进行得不错,南越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并全面控制了55%的农村。

  这一切都是暂时现象,所以基辛格急于回到谈判桌上。尼克松对河内是否作出让步表示怀疑,但基辛格还是说服尼克松同意发出和谈邀请。

  基辛格急于恢复和谈还因为北越将派遣一名特殊顾问来,他就是黎德寿。基辛格和其属下都知道,按春水的标准,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

  黎德寿一头灰白头发,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毛式中山装,他的一双见多识广的眼睛总是那么不动声色。他虽然大谈和平,但和平对一位15岁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有1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基辛格认为他蛮横无礼,这是一种针对比自己低下的人的看法。

  基辛格开玩笑,说奉承话,嘲弄自己,想借这一套和他建立私人交情。黎德寿有礼貌地听着,甚至还会开怀大笑,但基辛格清楚地知道,一个在监狱里受了10年罪、战斗了20年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一个资产阶级的所谓魅力打动的。

  基辛格常说他的谈判策略是迈大步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让步,因为在他看来,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会使对方待价而沽。但实际上,基辛格仍在微妙地一点一滴地软化美国的立场。

  令基辛格痛苦的是黎德寿和他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越南化”撤军削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美国50万军队打不赢的战争,让其傀儡去打,又怎么可能打赢呢?”黎德寿微笑着问。

  基辛格与黎德寿3月16日的第二轮谈判让人最难忘的不是谈判本身,而是这次旅行。基辛格乘坐的波音707因油料问题不得不降落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安排巴黎秘密和谈的美国武官沃尔特将军别无他法,只得径直去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求救。蓬皮杜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他,他乘坐这架飞机到法兰克福,把基辛格接回巴黎。在返回途中,西德地面指挥向这架来路不明、事先没有降落计划的飞机提出询问,并要求知道美国波音707飞机上为什么少了一个人。蓬皮杜的驾驶员征求沃尔特的意见,沃尔特想了想说:“告诉他们,离开的是一个女人。”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怎么办?”驾驶员问。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我以美国军人的名义担保,我会告诉她真相的。”沃尔特回答道。

  沃尔特的救援行动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觉得德国地面指挥对乘客的性别不会那样轻易地被蒙混过去。

  等平安地来到谈判桌旁,基辛格向黎德寿出示了一份准确的美军撤出时间表,但黎德寿拒绝任何双边撤军计划,坚持美国单方面撤军。在4月4日的谈判中,他提出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会谈就不必再进行下去了,基辛格只得中断谈判。

  基辛格为秘密谈判付出了代价。有一段时间,美国国内风闻河内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和平建议,而尼克松政府却顽固不化,这无疑给国内的反战运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基辛格在与春水8月份的会谈中曾发出威胁。如果到11月仍没有进展,美国要考虑采取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措施。11月1日,是约翰逊停止轰炸纪念日,尼克松周游世界时到处散布这种威胁,特别是对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这任政府的政策是只警告一次”,尼克松不止一次地说道。

  9月,基辛格召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时说,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合作的话,美国将不考虑武器控制谈判。谈话期间,尼克松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打来了电话。“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告知我”,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就越南问题来说,火车已经离开了车站。”

  “我希望是飞机”,多勃雷宁不为所动地说,“飞机飞行时能改变航线。”

  “总统用词很慎重,他说是火车。”基辛格说。

  基辛格赞同在越南策略中加入军事威胁,不然的话,他认为谈判不可能成功。9月,他召集了一群助理讨论如何把尼克松有关11月1日的威胁变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句空话。这些人中间有黑格、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劳伦斯·林、莫里斯、华茨。他们的任务是制定一项代号为“鸭钩”的野蛮的报复计划,但华茨、安东尼·莱克、罗杰·莫里斯及劳伦斯·林都反对“鸭钩”计划。一天晚上,华茨在写他的反对意见时,走到白宫草坪上想换换脑筋,他看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与其他反战抗议者一起拿着蜡烛站在白宫的大门外。

  劳伦斯·林是个头脑冷静的分析专家,他写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反对战争升级的备忘录。基辛格虽然命令对“鸭钩”计划进行研究,但他鼓励劳伦斯·林尽其所能地写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我有一个印象,基辛格不赞成‘鸭钩’计划,他的目的是要让尼克松知道这个计划行不通”。劳伦斯·林说道。

  但莱克得到的却是相反的印象,他感到基辛格赞成军事打击,并且因为尼克松不像洛克菲勒那样强硬而感到失望。

  基辛格综合了大家的看法,最后写出了一份不搞军事升级的建议备忘录,尼克松同意了。

  许多年以后,当回顾这段历史时,尼克松称这项决定是他一生中的大错。基辛格后来也有后悔之意,他认为:“我们一上任就该炸他个天翻地覆。”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同意不实施“鸭钩”计划之后却仍对多勃雷宁发出这种威胁。多勃雷宁只当尼克松是吹牛,答复说他的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已为尽快开始军备控制谈判做好准备。

  尼克松接受了他的请求。

  会谈结束后,基辛格把尼克松大肆奉承了一番,但他知道这次美国是栽定了,多勃雷宁不再会把尼克松的威胁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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