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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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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鬼玩意通通给扔了。我想人们一定是认为我看起来特异独行又狂野,必须会吸毒。即使是现在,大家多半晓得我是从来不会吸毒的,但还是有人认为我会。我不需要用这些鬼玩意来让我狂野,要把持我自己,问题就够多了。我做得不错,不需要别的帮助。 在酒吧里别人请我喝酒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他们只是想向朋友炫耀说,曾经请过丹尼斯·罗德曼喝酒。这种事经常发生,没什么大不了。 在我菜鸟第一年,有一次到萨克拉门托去,比赛结束以后我在一间酒吧里遇到一名叫做安妮·贝克(AnnieBaker)的模特儿。当时是国王队迁至萨克拉门托的第二年,每个球员都不喜欢到这里来。大家都很无聊,旅馆也很烂。但是在旅馆附近有三间酒吧,所有球员——当然还有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在赛后到这里来泡。 我到NBA的事情还很嫩,刚离开奥克拉荷马不久,相当的天真。安妮和我很谈得来,我们在一起,发生关系——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之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第二年她就怀孕了,接下来我的女儿爱丽丝(Alexis)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 安妮和我没有结婚,因为我不认为这桩婚姻会成功。就是不对劲。我爱我的女儿,尽量找时间去看她,但我并不认为我适合婚姻。 我认为婚姻与运动员之间有种坏的关系。婚姻的事总是会让运动员分心。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员的婚姻都不好,毕竟有很多的运动员的婚姻很美满很快乐。可是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环境不会允许你结婚得到快乐,只因为你还有许多梦想还没实现。而身为职业运动员,梦想的大门才会为你而开。 每个人都觊觎你。女人到处都是,都想你带她回家搞一下。面对这种诱惑不动心实在很难。如果你跟老婆坐在家里,你知道外面有这些诱惑,会无法自拔。必须是心志非常坚强的男人或女人才能把持住的。 可是后来我们还是结婚了。那是一九九二年九月在塔候湖,是我待在活塞队最后一年,在集训开始之前的事情。我们住在塔候湖的一间旅馆里,爱丽丝、安妮与我,爱丽丝不断地地问我:“爹地,你什么时候才会娶妈咪?爹地,请你娶妈咪好吗?” 我能说什么?我女儿快满四岁了,向我要求娶他的妈妈,这很难说“不”。 因此,我们结婚了,就在塔候湖,但八十二天后这桩婚姻便告结束。 我们真不应该结婚的,我俩并不适合。在有婚姻关系的八十二天里,我们住在一起约一个月。在底特律两个礼拜,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接着我便把她与爱丽丝送回萨克拉门托住两周,然后再接回来。重复这种过程有好几次。 那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种婚姻。我们是奉女儿之命成婚,一开始我就应该知道这样维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在婚姻之外各自发展其他的关系,我也难辞其咎,我的过错不会少于安妮。 这样说好了:安妮养汉我偷人,我俩都在外面胡搞。我对她没有隐瞒,她知道一切,相对的我也一样。我不想隐入婚姻太深,因为我们都不很看重婚姻。 打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想到,我的婚姻不会持久,因为结婚的动机不正确,我是为了孩子才结婚的。我的想法是:勇往直前这样做,一切或许都可以摆平的,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得顺利。我女儿很漂亮,我爱她,但是维持这段短时间的婚姻对她并没有好处。我当时真应该我加思考的。 我们之间形成了拉锯战。我感觉安妮在女儿面前数落我的不是,让她觉得我不好。我认为孩子被教导对父亲存在恶劣印象,我却无话可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所有的孩子都站在母亲那边,这是人类的天性。这种情形在我们离婚之后变得更糟——我能怎么办?她拥有孩子,我被打入冷宫。 一开始就注定了,我对此感到遗憾。你会为孩子做出疯狂的举动来,而结婚这件事或许算是我为孩子所做的疯狂举动吧。大家都已有各自的生活,很难勉强凑在一起。 离婚是在球季当中发生的,这让整个球季更加乱纷纷。查克·达利离去,球队分崩离析,情况很糟。我简直无法再忍耐。那是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因为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对我造成打击。我很少看到女儿。安妮回到萨克拉门托,我跟着球队南征北讨,对她们好象漠不关心。 安妮与我经历的事,与其他离婚夫妻所经历的一切没什么不同。 她做出我认为是很疯狂的事:不让我看爱丽丝;她说将前往欧洲,让我永远看不到孩子。 甚至于当我真的前往看孩子时,也很困难。我与安妮之间的关系绷绷紧,就算是为了爱丽丝,两人也无法相处在一起。那年,头一次,我无法藉由篮球来逃避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说我为了安妮而消沉,自我毁灭,这是错误的,根本是无稽之谈——结束这段婚姻关系之后我所面对的问题,都是与爱丽丝有关的,并非安妮。我不会让女人毁了我的生活或者事业。只要能跟女儿在一起,安妮嫁给别人我也无所谓。 在底特律最后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的意志消沉、我所做出被认为是自我毁灭的事——都跟篮球有关。 在他们拆散我们这支冠军队伍之后,我开始反叛。我绝不会背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那时候反叛的对象是毁掉我们这支黄金组合球队的人,譬如说比利·麦金尼(Billy Mckinney),他取代了杰克·麦克罗斯基(Jack McCloskey)成为球队总经理。 麦金尼与查克·达利的离职有很大的关系。达利走时,我想我的心也跟着他走了,我无法接受他们炒他鱿鱼的事实。在NBA里面我最尊敬的人便是查克·达利,少了他,在活塞队打球的最后一年简直就要了我的命。他在这离职前的最后三年所受的待遇很不公平,即使我们连续两年赢得冠军,他还是一年订一次约,他的酬劳也无法获得保障。从他们对待达利,让我看透了这种生意经。 麦金尼跟其他人在底特律对查克·达利做出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在那里待了七年,但我不认为有立场说些什么。 达利跟我无话不说,但是接替他担任教练的朗·罗斯坦(Ron Rothstein),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那年实在乱七八糟,赛季开始以后情况越来越糟。 我们这支伟大的球队就这样消失了。一九八八年到八九年赛季后,瑞克·马洪走了,詹姆斯·爱德华、维尼·强森则在九零年到九一年赛季后离开。九一到九二年赛季结束,约翰·沙利被卖掉。蓝比尔还在,但上场时间不多(因伤)。剩下的老队员只有我、伊夏、乔·杜马斯。我可以预见到:我是下一个。 麦克罗斯基,签下我的人,走了。甚至连训练员都走了。大家都走了,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找来能够取代这些人的球员。 我自己也有合约的问题。在一九九零年到九一年赛季开始前,我签下了六年一千万美元的合约,之后我便获选为全明星队员及篮板王,当时的新进球员待遇也开始猛涨。经营者告诉我,他们晓得这种情况,不会亏待我,但是在那糟糕的球季里他们食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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