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23)_虚阁网

二三

　　要得到出版《对话》的许可真可谓困难重重，而在罗马当局准许出版后不久，萨西王子却突然去世，打算出版《对话》的林赛学会也随之解散。后来得到第二次许可，准予在佛罗伦萨出版，《对话》便于1632年3月在那里问世。这时发生了一场鼠疫，使样本没能及时送往罗马。

　　这年8月，罗马宗教法庭突然下令停止售书，伽利略也被传受审。科西默虽已去世，但年轻的费迪南德大公强烈抗议如此对待这位已获准出书的作者。这已无济于事，乌尔班八世心如铁石，气冲牛斗，即使伽利略身患重病也不能多耽搁，尽管给伽利略看病的医生们向佛罗伦萨宗教法庭申明伽利略去罗马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正值严冬，因鼠疫流行，沿途设置了层层检疫关卡，但年近七旬的伽利略还是被传告即赴罗马，否则要拘拿到庭，并且要付捕役们的盘费。

　　原来是有人给乌尔班八世看了1616年的那份未签字的公证人记录。教皇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份文件，由于伽利略从未告诉过教皇还有禁止他讨论哥白尼学说的禁令，因而这在教皇看来似乎是违背法令的举动。

　　不知是谁挖出了这份早应销毁的毫无法律价值的文件。

　　罗马人认为沙伊纳对此负有责任，这是可能的。沙伊纳在1630年出版了一部论述太阳黑子的巨著，书中在有关太阳黑子周年路径的细节上激烈地攻击了伽利略。他认为伽利略在《对话》第三天所用的论据取自他的书，用来支持哥白尼，但实际上伽利略在看到他的书之前就已获准出版《对话》。沙伊纳1624年移居罗马，使他有机会煽动罗马宗教法庭。总之，这份有文字记录的文件使教皇相信伽利略有意欺骗他。

　　伽利略于1633年2月到达罗马，投宿于很友好的新任托斯康大使的住所。大使把事情原委详细告诉了伽利略，使他知道了问题出自1616年在贝拉明住所召开的会议。大使深知教皇正在盛怒之下，而伽利略对结局沉着自信使这位大使感到吃惊。除了伽利略无论是大使还是其他活着的人都不知道贝拉明的保证书。

　　直到3月12日，审判才开始。在向伽利略询问了一连串有关《对话》的写作、获准出版、印刷等问题之后，法庭又提出了1616年裁决者的裁定。并且问伽利略是谁把决定告诉他的，伽利略回答说：

　　“1616年2月，贝拉明红衣主教告诉我，由于哥白尼的观点完全与《圣经》相抵触，因而不能坚持，也不能为它辩护，但可以把它作为假说。对此我有贝拉明主教在1616年5月26日写的保证书为凭证，我呈上这份保证书的副本原本我也带来了，这完全是贝拉明主教的亲笔。”

　　这文收在《伽利略的科学生涯》中。检查官验证了这件物证，然后问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是否还有人给了他其他的命令书之类的东西。伽利略说有一些他不认识的多明我会神父在场，他接着说：

　　“据我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早晨，贝拉明主教派人来找我，告诉我一些细节，我很希望当着诸位的面把这些说给教皇陛下听；最后他告诉我，不能坚持哥白尼的观点，或为他的观点辩护，因为它违背《圣经》。至于那些多明我会神父，我已记不得他们是一开始就在那里，还是后来才到场的；我也不记得在主教告诉我不能坚持哥白尼观点时，他们是否在场。也可能有某个人警告过我不可坚持哥白尼的观点或为其辩护，但我记不得了，因为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

　　然后检查官向伽利略宣读了那份命令书，其中包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讲授”的话。伽利略没有让步，说他只记得有贝拉明的劝告，并且他一直按照保证书行事——保证书中说他“只知道由目录公理会出版的教皇陛下发布的宣言”，即地球运动“与《圣经》抵触，因而不能坚持这种说法，也不能为它辩护。”

　　自然，法庭要求伽利略拿出贝拉明亲笔签署的原件，他照办了。宗教法庭据以加罪伽利略的是一份未经签署的会议记录，因此就所提出的唯一实质性的问题来说，按最佳证据原则伽利略已经胜诉。审判中没有提出任何有关科学的问题；罪名只是“具有重大异端嫌疑”。只要违背了官方命令就足以加上这个罪名，而不管是否有过异端言行。

　　释放伽利略有损于罗马宗教法庭的名誉和权威，因此宗教法庭私下安排要伽利略承认做了一些错事，并且不要为自己辩护。如果接受这样的条件，他可以获得宽大处理。伽利略书面承认，在读了自己的《对话》之后，发现其中某些地方过于偏激；然后他辩解说，任何人都会夸大自己的论点，他否认有任何不良意图。他一直期望能被从轻判处，但却被判为终身监禁，他完全崩溃了。

　　审判结束后，伽利略在罗马滞留期间，就邀拜访了锡耶纳的大主教皮可罗米尼。托斯康大使设法使对伽利略的判决减轻为由这位大主教监护，大主教的仁爱和理解拯救了伽利略的生命和神智，他使伽利略重新将精力用于科学，鼓励他开始写计划已久的关于运动的论文。大主教是通过自己的数学老师卡瓦列利得知伽利略这项计划的，因为卡瓦列利是卡斯特利的学生，也是伽利略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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