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10)

一〇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用，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是在渺茫地感觉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笼络住了，她发现她的同伴大多数都是“苦学的人”

　　——都尊重她，而且愿意对她表示亲切，甚至于愿意极端亲切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

　　她的头脑很精确，智力惊人地清晰，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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