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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守冷漠、抵制变革、俗不可耐的中年时期 一个华兹华斯是诗中之仙 另一个却是瑞德山庄的沉闷居士—— 西姆蓝市税务员！ ——哈利特 这小演员又学到了别的 将“生命”与她带来的随役 排满在千变万化的人生舞台 直到麻木的年代 看来她的整个天职 似是无休止的对世俗的摹仿。 ——华兹华斯：《永生颂》 转向保守 通常人们将1805年看作是华兹华斯艺术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诗人的才华在达到顶峰的同时又告别了顶峰，华兹华斯的创作才能从此明显衰退。有盛就有衰，本合乎常理。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幻想、想象力渐渐失去了青少年时期的那份生动与活跃。对于华兹华斯而言，确实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起作用。其一是婚姻家庭，生儿育女所带来的责任与义务，使他必然会告别“自然人”的立场，做一名“社会人”。这种必然的转变对于一位自然诗人来说，也许是致命的。另外，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友谊的决裂也是一个因素。友谊的熄灭使华兹华斯这位与外界少有交往的人缺少了交流，撞击不出思想的火花，思维容易陷入死板与僵化，因而才情褪色。最后，政治态度的转变，严重的保守思想对华兹华斯的创造才能造成了严重束缚。 华兹华斯的青年时代是反叛现实、鼓吹革命的，一度还是追随哥德汶的激进派，什么时候转变到因袭守旧、反对变革的保守立场了呢？华兹华斯的转变可以说是以1809年的一篇论文《辛特拉条约》为标志的。在此之前，或者换句话说，在19世纪的整个前10年，华兹华斯还是站在民主立场上的。虽然随着革命走向过激，尤其是在拿破仑四处掠夺邻国之后，华兹华斯开始反对暴力革命，理想幻灭，甚至转而赞美英国现实的稳定，但是华兹华斯的整个民主立场并未完全改变。他很长时间都保持着对政府与上层阶级的极端批评态度。写于1802年的政治诗《伦敦，一八〇二》就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华兹华斯在诗中将英国社会现实比作一潭死水，追忆弥尔顿，呼唤再度出现弥尔顿式的人物来变革英国停滞的现实。19世纪初，诗人还谴责过英国政府对拿破仑入侵其他各民族的袖手旁观，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去解放他们。 在1809年的《辛特拉条约》这篇论文中，他最后一次流露了这种批判意识，他认为英国不应该召回自己的部队，将西班牙出卖给血腥的暴君，并在不光彩的辛特拉条约上签字。诗人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还拥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还赞成“适度的改革”。而到了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华兹华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觉得任何改革都是危险的。他站在保守的托利党的立场上，看不惯点滴新的变动，政治上与宗教上进一步走向谨小慎微的守旧主义，对任何一点变革都持愈来愈强硬的反对立场。 华兹华斯的保守派立场取代了他以前的民主主义倾向。他十分害怕工业革命，谴责辉格党放任工业革命，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灾难，寄希望于复苏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这种倾向在其1814年的长诗《远游》中有所体现。在描写英国社会工业化的面貌时，长诗着重描写了英国社会物质繁荣背后的阴暗面。诗人感叹平静纯朴的生活遭到破坏，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与牺牲品。工业革命遗失了旧社会的安详，封建自然经济温情脉脉的关系被尖锐的劳资对立与仇恨的情绪所取代。各守其位，本份、守信，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美德，被工业化时代恶劣的竞争甚至抢夺所取代。可见，华兹华斯在政治上愈来愈走向保守，面向过去。1815年他写了长诗《白色扁角鹿》，其寓意是：任何斗争，不管它的目的多么崇高，都是残酷的，只能导致不幸。诗人否定任何性质的革命，对宁静的宗法制稳定结构无限推崇与依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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