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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他们在彼塞住了一晚,接着向弗罗伦斯进发,跨过亚平宁山脉抵达同德里迪克的里米尼城镇。他们到该地邮局取信。其中有一封信是波林写来的。欧内斯特不在家时,她烦躁得坐卧不安,她在信中讽刺地说,欧内斯特到意大利去是一次“为了提高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旅行”。她故意说,她希望他这次旅行要花很长时间。一旦成为他的妻子,她将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在这期间,她和吉尼两人每天只好守住空房。信里还说,马克莱西夫妇告诉她,华罗街六号有一间房,又大又干净,近来才从新修理装饰的。如果盖先生同意回巴黎时租这间房的话,他得先提前付房租。她说她曾问过一位牧师如何简便地办理结婚手续。牧师说男女双方都得出具浸理教会洗礼的证明。欧内斯特在一九一八年已经洗过礼,可能在意大利那个地方保有他这方面的证明。另外,欧内斯特还必须出具同哈德莉结婚的证书。但是他们的婚书不是在教堂里办的,所以在法律上无效。波林急切等待着结婚。可是,即使欧内斯特急忙地赶回国来,他也会去忙他自己的事,波林根本无法拦阻他。

  他们往意大利北部的弗里、依摩拉、波罗格纳、比亚圣扎等几个地方游览,然后返回热那亚。在经过杜斯堪尼河谷,跨越埃米兰平原的时候,欧内斯特时而祈祷,时而哭泣。他们到达热那亚时,正碰上下大雨,街上积满污水,有些地方水深过膝。地中海沿岸水面复盖着一层污浊泡沫,灰濛濛,白茫茫,水天一色。他们在瑟斯特里一家饭店吃饭,又潮湿,又寒冷,那儿的酒喝起来味道苦涩如明矾。到了法国边境,他们顺利地通过检查卡,然后直奔门通,当晚在那里过夜。他们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旅行了十天,在他们的印象里,意大利的城市“似乎比较干净、有生气,社会秩序稳定,颇为可爱”。旅行刚一结束,欧内斯特已经写出了好几篇小品文,文笔轻快,俏皮,带一点嘲讽味儿。文章的总题目是:《一九二七年的意大利》。文章写完修改之后,欧内斯特便把它们寄给爱德蒙尔逊,让他在《新共和国》杂志上刊登出来。

  哈德莉终于开始了她一再拖延了返回美国去的旅程。四月十六日哈德莉带着波比乘坐一列时间与轮船相衔接的火车。欧内斯特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返回寓所后,他便一头埋进了工作。那个《没有女人的男人》的短篇小说集的目录,现在已基本上决定了。其中有两篇较长:一篇是《五万美元》,另一篇是《不可战胜的人》,还有八篇其它的故事,大多数是过去写的,如:《今天是星期五》,《在异国他乡》,《残害者》、《一只金丝雀》、《你追我赶》、《阿尔卑斯山牧歌》、《一次简单的调查》和《平庸的故事》。最后那一篇故事登在一九二六年夏天的小评论杂志上,是欧内斯特描写斗牛士马尔拉的最后一篇文章。五月四日他把前不久寄给《新共和国》杂志的几篇报导法西斯意大利的文章加了进去。还有尼克阿丹斯的故事《十个印第安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写于马德里,现在改名为《第四个之后》。可是即使有十几篇这样的文章,对他来说也是不够的。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又加了两篇,全数共十四篇。这两篇的第一篇是《现在,我躺下》,另一篇是《白象山》。第一篇是描写尼克阿丹斯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基于海明威本人在意大利时的经历和他在奥克派克的童年,以及他父母亲的情况。第二篇几乎全篇都是对话。主题是描述一个男人同他的女朋友在依布罗河谷一个西班牙火车站外边喝啤酒时,那男子设法说服那个女的去做人工流产。

  一九二七年春天,欧内斯特的声誉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结识了新的朋友。其中有两位比较突出。一个叫多纳尔德弗雷德,他是霍拉斯里乌怀特的第二合作者。他千里迢迢,远渡重洋从美国跑到巴黎设法劝说欧内斯特到他们公司去同他们合作。弗雷德十分慷慨地提出同欧内斯特签订一个新合同,预约海明威写一部长篇小说,先支付他三千美元。另外预支给他一千美元作为出版他一个短篇小说或杂文的集子,并且一开始就可提取百分之十五的专利税。但这样的优厚待遇并没能打动海明威的心。他告诉弗雷德,他留在斯克里布纳斯感到非常满意,并断然拒绝他的建议,把《激流》和《太阳又升起来了》这两本书的版权卖给乌怀德,让他们连同《我们的时代》一起出一个集子。

  欧内斯特新结交的第二个朋友,对他来说更具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人是个画家,叫瓦尔多彼斯,班哥·梅因人,个子挺高,衣着不大整洁,留着长胡子。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读完了《太阳也升起来了》,而且迫切地想见这位作者。瓦尔多现年四十二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差不多二十年来他为自己是哈佛的校友感到自豪。大学毕业后,他到国外从事绘画工作,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他曾在凡尔登附近开救护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瓦尔多心胸宽广,待人温和,健谈,喜爱写文章,能用三种语言朗诵长诗或打油诗,他非常敬佩海明威,知道海明威有个儿子叫波比,他特地画了一套动画片送给波比玩。欧内斯特和其他的人一样发现瓦尔多热情扬溢,于是他亲热地称呼他为“MuyCaballeroMio”。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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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最亲热可爱的人。

  欧内斯特和波林举行婚礼的日期终于决定了。四月下旬波林开始通知普菲弗家族的人。所有她的族亲都反应热烈,纷纷送去礼品和钱,其中有好几张一千元的支票。波林的母亲除写信祝贺他们外,还寄钱给他们,希望他们生活美满幸福。他们的婚礼于五月十日在巴黎的普西教堂里由天主教徒主持进行,吉尼作为陪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马克莱西斯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后来阿达请了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这之前,海明威曾试图说服天主教徒和教会,免去洗礼的仪式。他说九年前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了,被抬到前线一个紧急医疗站。那里有个牧师,在伤病员中间穿来走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欧内斯特接受了那个牧师的洗礼。阿达听了他这方话感到很恶心。特别是听到他说哈德莉根本不信教,所以她不是他妻子,他们在霍托湾基督教堂里举行的婚礼也就不算数时,阿达更加火冒三丈。欧内斯特为了使他的宗教地位大致同他的基督教徒的教规相吻合,做了许多表里不一的事,但现在最低限度他认为自己在名义上是个天主教徒。几个月之后,一个多米尼加的教父写信问他一些宗教的问题,他回答得十分蹩脚。欧内斯特后来写道,他过去有好多年一直是天主教徒,虽然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中断了一个时期,在那期间他一直没有参加过宗教活动。但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他经常去教堂参加弥撒,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他认真地把房子收拾干净(原文如此)。他迫于形势只好承认他信仰宗教甚于知识。一句话,他是个“笨拙的天主教徒”。他自认有足够的信仰,但又不愿意正视究竟信仰的程度有多大。他想在宗教的名义下,生活过得好些,过得愉快些。不过他从来没有公开他的信仰,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作家。他深知树立好榜样的重要性——可是他从未树立过任何好榜样。他的处世的基本信条非常简单:生活过得好,搞好创作,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比较起来,头一项容易做到,第二项难得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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