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传(38)

三八

　　欧内斯特拖了很长时间才给《多伦多明星报》写稿。他的第一批稿子是在他离开纽约去巴黎差不多两个月后写的，直到二月二日才送到编辑勃恩手里。自那以后，他几乎是每隔两星期给报社寄一次文稿。文稿的题材多种多样。有：《瑞士纪游》、《德国马克贬值》、《维果港码头钓鳟鱼》、《选举第十一届教皇》以及《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克里门斯老虎》等。他还写了篇书评，这是他的第一次尝试。评论一本有关非洲的小说。小说作者雷恩·马兰曾因无情地控诉法国帝国主义而获奖。《明星报》编辑勃恩对欧内斯特寄给他的文章很高兴。仅三月份他就收到了近三十篇稿子。后来勃恩说，我当时的印象是，我们正在并将刊登欧内斯特来稿中的大部分文章。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他寄来的文章很感兴趣”。四月份他要欧内斯特写报导性文章，报导有三十四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的、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情况。

　　欧内斯特在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些老朋友。他原先与肯里史密斯发生争执，后来在芝加哥闹翻绝交，接着又导至他同毕尔的疏远。毕尔和他从一九一六年起就成为好朋友。欧内斯特写了封信给毕尔，辱骂他的兄弟肯里史密斯。但毕尔站在他兄弟一边，理由是血浓于水，亲兄弟比朋友亲。他说，他不计较海明威在一九二二年对朋友的态度。他认为海明威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就象醋和香槟酒那样界线分明，不可调和。他唯一的希望是时间将会作出正确的判断。欧内斯特得出结论说，查理斯夫人把毕尔的思想毒害了，唆使毕尔来反对他。他写了一首蹩脚诗，满纸荒唐言，无中生有，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对方身上。

　　那个青年人说，
　　“血浓于水”。
　　由于那老母马
　　的胡说八道，
　　谣言四起，
　　他扼杀了友谊。

　　欧内斯特把诗寄出之后，突然想起他托凯蒂收藏在保险柜里的八百元准备兑换成意大利里尔的钱，不禁焦虑起来。凯蒂整个冬天都没给他写信。他即将应《明星报》之约到热那亚去，需要钱作旅费。于是他写信给詹金斯，请他出面帮忙。

　　开往南方的列车里坐满了外国记者。欧内斯特同一个戴着宽边黑帽，红胡子的乔治斯坎编在一个小组。乔治是伦敦《每日信报》的记者，另一位是美国联合新闻社驻巴黎安第街办事处的毕尔巴德。他个子瘦削，看上去有点象禁欲主义者。巴德和希科克一样，他是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三联学院的毕业生，得了学士学位。他的幽默淡而无味，他脑子灵活，一张俊俏的脸，两颊深陷，活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脸谱。巴德很快就看出欧内斯特是地道的美国人。他们俩一到热那亚就住在同一家旅店里。欧内斯特在洗澡时刚好热水器爆炸，碎金属片四处飞溅，打在他手臂和胸部上，好在只伤了表皮，可是全身都是血淋淋的。洗澡的毛巾就象参加拳击冠军赛后失败者的毛巾一样，尽是血。

　　国际经济会议于四月九日召开。这一天热那亚的街头真象一座大兵营。由吉尔基契切林率领的八十人苏联代表团的到来鼓舞了意大利北部共产党人，他们上街游行。在小街上与年青的法西斯分子发生冲突。这些年青人不愿意共产党统治他们的国家。欧内斯特对两派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意识到其中有潜在的威胁。这是因为一九二〇年镇压意大利布尔什维克初次起义而引起的冲突和斗争，根源就在于此。他对某些有名的政治家的描述极尽辛辣讽刺的能事。他把契切林描写成一个留着稀疏山羊胡子，活象个乡村店员；马克西姆·利托维诺夫的脸象块火腿；德国的政财部长卡尔约瑟夫厄斯博士象啤酒店乐队里的大号风琴手。在欧内斯特眼里，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唯有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斯丹布里斯基最出众。他身子高大结实。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红得可爱，宛似雏菊丛中杂着一串熟透了黑莓。欧内斯特尽可能地不到开国际会议那里去。可是有一天，他和斯洛坎、巴德和乔治·赛尔德斯到热那亚的贫民窟去采访，按斯洛坎说那个地方是意大利北部共产运动的主要策源地。

　　欧内斯特和马克思伊斯特曼相处很好。伊斯特曼个子高大，高高兴兴的，样子有点象中西部大学里的教授，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大众报》的编辑。他把欧内斯特看成是“谦逊的有教养的孩子”。他喜欢欧内斯特为人直率。因为欧内斯特承认自己非常害怕战争。他答应看看欧内斯特的试验性文章。看后颇为满意，并将稿子寄给克劳德麦卡和麦克哥尔德看是否能登出来。一个满脸皱纹，专门报导社会丑闻的记者林肯斯蒂芬邀欧内斯特加入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就住在附近，他们常常聚会。其中有乔治·赛尔德、山姆、斯华卫克和留着长胡子的雕刻家卓·戴维逊，他这次来的目的是画一些有名的外国人物的头像。欧内斯特给他们详细地讲述了他在赛尔塔受伤的情况以及在米兰养伤的过程。他还教他们唱关于卡多纳将军给皇后的信的歌曲。国际会议结束的那天，他同伊斯特曼和斯洛坎一起坐车到雷巴罗去访问英国讽刺漫画家马克思·毕尔纹。漫画家招待他们喝马沙拉白葡萄酒，并谈到创作艺术家对于商业新闻的恶感。

　　这个问题引起欧内斯特的极大兴趣。他给《多伦多明星报》写了大约十五篇文章报导有关热那亚国际会议的情况。由此他认为自己应恢复写散文和诗歌。五月份新奥尔良《双式报》刊登了他的一篇寓言《超俗的姿态》，还附有编者按。按语说他旅居法国巴黎，得到埃日拉库德的赏识，不久的将来会出一本诗集，他因此而得到鼓舞，更加信心百倍。他确实写了一些诗歌，但仍不足以出一个诗集。他选了五、六篇诗稿，寄给芝加哥的哈里特慕罗，请她考虑能否刊登在《诗刊》——一个专刊登诗歌的杂志。他在其中一首诗中，把打字机比作机关枪。

　　神的磨碾机在缓慢地转磨着；
　　这个磨碾机
　　却断断续续地发出机械的咔咔声，
　　我思想上的步兵，
　　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
　　这台科罗纳牌打字机，
　　便是他们的机关枪。

　　另一首诗是回忆在密执安度过的童年生活。

　　一张豪猪皮，
　　又黑又硬，
　　这豪猪一定在什么地方死掉。
　　一只剥制了的有角猫头鹰，
　　得意自鸣，
　　一对黄眼睛，
　　栖在斜横的树枝上，
　　孤独难鸣，
　　掉进泥灰里，染黑。
　　一叠叠的旧杂志，
　　满屉的书信，
　　字里行间藏爱情，
　　它们一定在什么地方丢落了。
　　昨日的言论，
　　随同少年时光
　　消失了，
　　还有撞在河岸上成碎片的船。
　　充满着暴风雨之夜，
　　旅店平地起风波，
　　悉泥·密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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