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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大得足以当海明威母亲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形象和性格上也酷似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两人都长得轮廓清晰优美,而且都易于冲动,以自我为中心。

  这位富有的女作家当时在巴黎文坛名气很大,许多人得到过她的帮助。由于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与斯泰因很快就建立了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发展很快。斯泰因欣赏这位漂亮小伙子对她的尊敬和爱戴,热心地指导他的创作,帮助他在巴黎文坛站稳脚跟。

  海明威在斯泰因面前则异常地温驯,甚至在“恋母情结”的驱使下,产生非份的念头。海明威承认“我总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明白这点,这是很健康的感情,比某些言谈更能说明问题”。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斯泰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同性恋者。

  或许正是因为斯泰因的同性恋问题,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海明威不能忍受斯泰因总是把他当作孩子对待,并且对斯泰因疯狂的同性恋性生活感到恶心。另一方面,斯泰因要求海明威总是随着自己的手指转动,她的性伙伴艾丽丝小姐则对海明威十分妒忌。此外,斯泰因创作才华的平庸,也注定了海明威不能忍受别人把他当成斯泰因的门徒。这一切打碎了他们之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互相吹捧和感恩戴德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互相诋毁和谩骂。斯泰因嘲讽海明威是“胆小鬼”,指责他智力迟钝、身体虚弱,甚至命令自己宠爱的白色卷毛狗:“去,装扮成海明威,要表演得凶狠一些。”海明威的反击是抨击斯泰因文学创作上的低能和令人厌恶的同性恋生活,相传他曾经给斯泰因发过一份电报:“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

  海明威是以《多伦多每日星报》驻欧记者的身份去巴黎的,应当说,他始终认真、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短短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欧洲大陆,到处奔波采访,好在海明威从小就酷爱远游,因此他对于采访工作乐此不疲。

  1922年4月,海明威从巴黎赶到意大利热那亚,采访国际经济会议,这是自1919年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海明威为《多伦多星报》写了15篇文章,报道了参加会议的政治家的个性及其局限性。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首次返回意大利。同年6月,海明威携夫人哈德莉一起又重访意大利,除了带妻子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己曾到过的地方以外,海明威在这次旅行中,认真考察、研究、报道了亚平宁半岛上如火如荼的法西斯运动,在米兰《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采访了黑索里尼,感觉到了墨索里尼正坐在火药桶上,并准备亲手点燃导火索。11月,海明威在洛桑第二次访问了这位已经夺取了政权的独裁者。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社会的许多人正高声颂扬这位法西斯领袖时,海明威尖锐地看透了黑索里尼的伪装,他认定墨索里尼是“欧洲最大的骗子”,警告人们“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他甚至写了一首非常刻薄的诗,发表在1923年春季的《小评论》上:墨索里尼有一对眼白大、瞳孔小酷似非洲人的眼睛,保镖时刻紧随身后,那照片上正在看书的人拿的却是一本倒着的书。

  海明威的所有采访和报道,都是在愉快的旅行中完成的。1922年10月赴希腊—土耳其战争的战场,写了大约14篇文章,报道了希腊军队的溃败和土耳其军队的残暴,明确表明了对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和无能将军的痛恨,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的同情。12月在洛桑,报道了确定新的土耳其边界和规定希腊的战争赔偿的国际会议,向《多伦多星报》的读者们描述了契切林(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等各国的政治领袖。

  除此之外,1923年1月参观游览了拉帕罗。2月游历意大利北部。3—4月在科蒂纳滑雪。4—5月在法国报道法军占领鲁尔工业区。5—7月周游西班牙,并从此爱上了斗牛运动。在这些频繁的旅游中,海明威写了大量评论欧洲现实生活的文章,向北美大陆的人们介绍欧洲的生活开支、夜生活、外汇市场的变化、法国的时尚、瑞士的名胜、德国的通货膨胀、俄罗斯流亡者等等。另外,他还有许多文章介绍了钓鱼、滑雪、斗牛等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应当说,作为记者,海明威是很称职的,他非常勤奋,对新闻报道也很内行。但他的记者朋友们也注意到,海明威对记者工作有点轻慢,经常把最好的材料保存起来作为创作小说之用。“他对此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海明威一登上欧洲大陆,便雄心勃勃地向文学的滩头堡进攻,并获得了成功。他不仅在巴黎的文学圈子中站住了脚,与众多的文学界名人建立了友谊,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发表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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