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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3.中国行

  1941年1月,海明威与玛瑟从纽约启程,取道洛杉矶、三番、夏威夷,一个月以后抵达中国香港。他作为刚出版的畅销书《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整个旅途都伴随着愉快和荣耀,途中停留的每一站,都有友人、崇拜者或文化界人士为他举行集会和欢迎酒会,到好莱坞时,那里正在筹拍《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由正走红的大明星库柏和英格利·褒曼分别扮演乔丹和玛丽亚。库柏夫妇在洛杉矶机场迎接海明威夫妇,褒曼则从600公里外的度假村赶来与他们见面,他还收到了好莱坞老板签发的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再加上有新婚妻子陪伴,海明威情绪兴奋,一路上飘飘欲仙,整个旅途一帆风顺。

  他们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住在铜锣湾一家豪华的旅馆。他们在香港四处走访,与香港市民广泛接触,跟中国人交谈,也跟日本人交谈了解中国人所想所为,观察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武装侵占香港。这个城市外表上还有平静气氛和繁华景象,食品丰富商贸兴隆,跑马场照样赛马,橄榄球赛和扳球赛几乎每天都有。但在长街闹市之上横冲直撞的日本人也能使敏感的人感觉到,这个国际都市必将在战争中面临着劫难逃的命运。

  海明威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英国人莫里斯·柯恩。柯恩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总是随身佩带一支左轮手枪,他曾在20年代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贴身警卫,后来当上广东省的警察厅长,一直当到1938年广东沦陷。他是个中国通,能讲中国国语,又能讲流利的广东话,还能讲几种其他地方的方言,而且对政坛风云,世界大事非常了解。

  海明威在采访笔记本上的“英雄录”里记下柯恩的名字和传奇经历。他有过为柯恩写本传记的想法,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

  柯恩很熟悉蒋介石,跟海明威讲到许多关于蒋介石的故事,但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他跟海明威还谈到了中国大革命前后很多军阀的情况。

  宋庆龄当时正住在香港,经柯恩的介绍,海明威拜访了宋庆龄。通过与宋庆龄的会谈,海明威认为她是宋氏家族中最出色的女性,对她表示敬仰。

  海明威的最大兴趣是到中国战场作实地采访。

  在柯恩的建议下,他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广东韶关,这里是蒋介石正规军第七战区的司令部。

  3月25日,海明威夫妇乘飞机越过日军封锁线飞抵广东南阳,再改乘汽车到达韶关,一路上风尘仆仆。第七战区的将领举行宴会接待了海明威夫妇。

  第七战区的范围相当于一个比利时。军官们陪同海明威和玛瑟考察各处的前沿阵地,一起查看军事地图,研究战争形势。海明威很喜欢中国军人的爽直诚恳,也很佩服他们的见多识广。

  海明威在文人中是刺儿头,成名以后更傲慢,但对军人,却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

  他喜欢与第七战区的中国军官一起喝中国米酒。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不能外出时,他常与中国军官对饮。

  一次喝酒时,他领略了一位中国将军的机智。

  中国将军问他,香港的英国人对中国军队评价如何?

  海明威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模仿英国绅士的神态和腔调说:

  “中国人不错,确实不错,可是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指望中国人会打胜仗……”

  “他们说的是什么中国人?”

  “中国人嘛,就是中国人”,海明威答道。

  “真有意思”,那位中国将军说,“那么我给你讲个中国笑话吧。你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喜欢使用单片眼镜吗?”

  “不知道。”海明威回答。

  “英国人之所以爱用单片眼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比自己眼前的东西更多的事情。”

  海明威哈哈大笑道:“我见到英国人时一定把这个笑话转告他们。”

  海明威在韶关有点乐不思蜀了。

  但玛瑟适应不了,天气寒冷,她水土不服,手脚浮肿,中国军官建议她喝蛇酒,蛇酒可以消肿去寒,可她一喝就呕吐。

  他们离开了韶关,取道桂林,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桂林很美丽,但他们只停留了两天。

  海明威是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美国记者。

  在重庆,他们夫妇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隆重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们举行午宴,并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宋美龄为他们当翻译。

  海明威和玛瑟感到,蒋介石虽然竭力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但实质上只能算是一个军事领导人,他考虑问题,都是着眼军事,他没有民主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对海明威夫妇说:“当一个国家处在战争中的时候,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算有也不可持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实行专制统制。”海明威对蒋介石的谈话持保留态度。

  玛瑟后来回忆说,他们并不轻易听信蒋介石夫妇灌输给他们的观点:“我们俩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蒋介石夫妇也不清楚。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他怕共产党,而不怕日本人。日本人总有一天要从中国消失。对他们权力的真正威胁是中国人民,也就是生活在人民之中,领导人民的共产党。”这种精辟而富有远见的见解,出自40年代的美国记者之口,实在难得。

  在重庆,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都会见了海明威夫妇。

  他们还会晤了周恩来。

  这是他们的中国之行中不同寻常的经历。

  海明威夫妇作为记者,见过世界各国、各政党的众多首脑和要人,周恩来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曾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拍战地记录片《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此时正在中国拍摄另一部纪录片,与周恩来结下友谊,通过伊文斯的介绍和安排,海明威夫妇甩开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与周恩来在一间地下室里秘密会见。周恩来用法语与他们交谈,宾主谈笑风生,一见如故。后来玛瑟回忆说:

  “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

  在交谈中,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广东的情况,周恩来向海明威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基本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和联合抗日的主张。

  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两个多月,周恩来特别针对何应钦、白崇禧歪曲事变真相的声明写了两份纪要交给海明威,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后来海明威将纪要带回美国,交给有关政府官员作为分析中国局势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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