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113)

一一三

　　我将只列出其中四个例子以资说明：

　　一、一九六二年苏联导弹被运进古巴之前，苏联和古巴相信美国企图入侵这个岛国，以便推翻卡斯特罗，颠覆他的政府。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此种打算。

　　二、美国相信，苏联将永远不会在苏联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们却的确这样做了。在奥斯科，我们了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虽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武器，但苏联的核导弹的确已运进古巴，并准备瞄准美国的城市。

　　三、苏联相信，它们可以将核武器运进古巴而不被发觉。即使美国人发现它们已经存在，也不会做出反应。然而，他们再次错了。

　　四、最后，一些人准备说服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用美国的空中打击摧毁核导弹，并继之以两栖登陆入侵古巴。可以肯定，这些人错误地相信，苏联将不会进行军事反击。当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只有一只一万人的苏联部队，而在莫斯科会谈时，与会者了解到，当时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名苏联士兵驻在台巴，并且，古巴本身还拥有二十七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这两支部队，用他们指挥官的话来讲，是决心“誓死战斗的”。古巴官员曾估计他们会遭受十万人的伤亡。苏联方面，包括长期任外交部长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和前任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国会认为，在面对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失败时，苏联会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军事反应。以上结果非常可能导致无法控制和不断升级的局面。

　　在莫斯科会议将要结束时，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从讨论中可以吸取两个主要的教训：一、在这个高技术武器时代，危机的处理必然是危险的、困难的和无法确定的。二、由于错误的情报、错误的判断和某种我刚才列举的错误的考虑，对超级大国之间军事行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把握的预测。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发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间，我们一些人——特别是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和我——相信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莫斯科会议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在哈瓦那期间，我们了解到，我们双方——肯定还有其它国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前华约总参谋长阿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苏联部队不仅拥有中程导弹，还拥有核炸弹和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是用来对抗美国入侵部队的。当时，正如我提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弹头。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们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俄国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在危机的高峰时期，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总数达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弹头，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战术核弹头。此外，曾有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发后不久——核弹头被移出储备库运往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反击美国的入侵。

　　第二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科夫斯基接到苏联驻古巴部队司令伊萨·普利叶夫将军的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这一行动。马林科夫斯基将电报送交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交还电报时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显然，当时存在极大的危险。

　　面对美国的攻击——正如我说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很多人都准备向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提出这种建议——苏联在古巴的军队极有可能选择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弃它。我们无需推测在那个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到它的结果。

　　虽然美国入侵部队不会配备战术核弹头——总统和我明确禁止那样做——但也没有人会相信，一旦美国部队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会控制自己不进行核反击。那么，这一切又如何结束呢？在这种十足的灾难中，我们不仅会在古巴付出空前的伤亡代价，这个岛国也将会被毁掉，同时，还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现核战争的危险。

　　我所希望强调的关键是：人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的一生中，错误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也应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常规战争会付出牺牲，有时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但如果错误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灭绝。因此，如果将人类易犯错误的天性与核武器结合在一起，那无疑将是对空前性灾难出现的极大推动。

　　继续接受这种冒险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吗？回答是“没有”。

　　卡尔·凯森、乔治·Ｗ·拉思詹斯和我曾对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战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预期报复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说，或者攻击一个无核国家，或者攻击一个虽拥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确信，他们可在一次打击下即使对手彻底解除武装”。我们补充说，“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虽然，美国部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两次处于十分险恶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南北朝鲜双方的冲突发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当时，中国和北朝鲜并无核能力，苏联只有一颗微不足道的核弹。”我们的论证导出下面的结论：在阻止敌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军事使用，只会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核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拥有它们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

　　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是“在常规战争中保证世界安全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此”。由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军司令托马斯·里德领导的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现任政府看起来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即便接受这种观点，人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将核武器作为抵御常规军队入侵的威慑力量，同样也会付出长期高昂的代价，即随时存在相互进行核攻击的危险。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当时，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几年前刚刚解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备忘录中指出：“将原子能用于战争，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种过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议将核力量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的一个无否决权的安全委员会，从而“普及热核武器抵御战争的能力。”

　　近几年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议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专家们的响应，然而，我认为，公众或许尚未注意到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映在三个报告和一大批虽不保密但却并未广泛传播的声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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