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74)

七四

　　总统起初对我的建议表示严重怀疑。他在回忆录中说：“五月份暂停轰炸未产生任何效果，我认为河内也许会把再一次暂停轰炸视为软弱的象征。”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对我的建议：迪安·腊斯克怀疑河内会做出积极反应；厄尔·Ｇ·“巴斯”·惠勒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推测北越会在军事上利用这个机会，搅乱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行动计划；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此举将使南越陷入混乱，并使西贡和华盛顿之间产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总统在政府外的一个顾问，他担心此举会显出美国缺乏决心，会招来要求进一步打击北越的压力。我知道我面临着艰难的局面。

　　事情搁置了数星期，因为总统做了胆囊手术后到他在得克萨斯的农场疗养，迪安·腊斯克则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间，政府内部反对暂停轰炸的意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收到了来自前线的真实消息，听到了对我们寻求谈判的立场的严厉批评，苏联人则表示，如果我们暂停轰炸，他们将帮助双方展开谈判。

　　美军和北越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点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德浪河谷。北越军队两个团与第一骑兵师和第七骑兵师一营在齐人高的象草和蚁冢间展开了激烈战争。战斗结束后，北越军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尸体，美军则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战似乎是美军大获全胜。和预料的一样，美国士兵作战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选择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情况常常如此。

　　德浪河战役证实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情报：敌人对南越的渗透规模比预料的大。现在看来似有北越军九个团在南越活动，而原来报告说有三个。越共军队也比原来的估计超过两倍多，从五个团增至十二个团。敌人的渗透速度已从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个团增加到每月至少九个团。这一切都是在美军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发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兰观察到了这些趋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以后敌人的兵力将远远超过他的估计。他因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电华盛顿，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内增派二十万军队，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计数字的两倍。这样一来，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将达到四十一万人，而他原来的估计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这封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意味着美军人数将大幅度增加，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美军伤亡。这项要求及其意义都很重大，所以我决定和厄尔·Ｇ·“巴斯”·惠勒一同飞往西贡亲自判断形势。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兰、厄尔·Ｇ·“巴斯”·惠勒和小格兰特·夏普开了会，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忧。美国军队的热情和勇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听到了许多问题。美国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政治不稳定日益加剧；安民计划停滞不前；南越军队开小差的人数急剧增加。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万美军，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万，有证据表明，尽管美军在空中轰炸封锁，北越还是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每天运送二百吨供应物资——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资，已足以维持其军队作战之用。这些情况使我震惊不已。并使我改变了态度。我离开西贡时对新闻界的谈话反映了这种改变：我们已采取措施防止输掉战争……但是，尽管我们取得了那样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经弥补了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他们渗透的规模有所加大，我认为这表明河内已决定……扩大冲突的规模……越共（和北越军队）在认识到我们已增兵对付他们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投入战斗（近期的德浪河战役），显示了他们更加强了作战的决心，这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出仅有的两种选择：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不放弃我们的目标：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或者答应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加强对北越的轰炸。我谨慎地指出，后一种选择并不能保证会获得成功，而且阵亡美军人数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们或许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哪种选择。但我确实指出，如果美军的数量和空袭规模要增加的话，我们也应该暂停轰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备。正如我告诉总统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没有通过暂停轰炸以尝试结束战争，或者至少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

　　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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