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54)

五四

　　林登·Ｂ·约翰逊担心南越虚弱不堪是对的。四天之后，南越又发生了一场政变。这次政变是军队中的天主教徒发动的，他们认为阮庆将军与佛教徒的关系太密切了。天主教徒进军西贡，占领了政府的几个部门和设施，最后被忠于阮庆将军的青年军官赶走了。

　　与总统讨论了此次事件后，迪安·腊斯克致电马克斯威尔·泰勒说：“南越领导人的内讧现象给外界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领导人不能宣布暂停内部的争斗，那我们参战有何意义呢？”甚至小格兰特·夏普上将也表示怀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电厄尔·Ｇ·“巴斯”·惠勒说：“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会给我们未来的行动方针造成某些严重问题……相信政府的决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报局同意这种观点，指出：“目前的形势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胁美国在南越的现行政策和目标的政治基矗”在一片凄风苦雨中，乔治·鲍尔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备忘录，对我们现行的越南政策提出异议。就其深度、广度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而言，备忘录与作者同样极为出色。乔治·鲍尔头脑敏锐，才智过人，文笔流畅。乔治·鲍尔是个大西洋主义者，坚信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高于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德国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成员。五十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时，他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顾问。由于他被公认具有强烈的欧洲倾向，所以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他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均有所保留。

　　乔治·鲍尔一开始即指出：西贡的政治局势已严重恶化，而且，建立一个足以镇压暴动的强大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一、继续奉行目前的行动方针；二、接管战争；三、对北越进行空袭；四、寻求政治解决。他对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现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益虚弱。直接参战将使美国人的生命在丛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损失。轰炸北越既不能摧毁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还说空袭无助于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变了这项判断）。

　　乔治·鲍尔对“我们可以在空袭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论调特别提出了质疑。他尖锐地写道：“一旦骑上虎背，下来就难了。”

　　只剩下第四种选择了。鉴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乔治·鲍尔指出“我们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备忘录没有使我们循着政治解决途径走下去。他认为谈判条件应包括：一、北越保证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动；二、一旦河内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贡成立一个有能力扫清暴动残余分子的独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况下，西贡政府仍然有权要求美国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证西贡政府的独立性继续不受其它签约国的破坏。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暴动者的巨大压力，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鲍尔同意这个结论。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正确地考察了我们考虑采取的行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他正确地呼吁我们更加重视谈判；他还正确地列出了谈判的目标。但是，他建议的措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却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乔治·鲍尔讨论了备忘录。我没有找到当时讨论的笔录，但我相信我们把观点表述清楚了。乔治·鲍尔承认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说他意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能够导致其它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我们没有拓宽研究思路，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我们四个人都有错，都有责任。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层全面展开讨论的建议。他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他本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总统讨论备忘录，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通过总统的助手比尔·莫耶斯把备忘录转给总统时，总统才注意到它。我们本应把备忘录还给乔治·鲍尔，让他尽快呈交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进行评估和分析。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的推论，即他尚未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乔治·鲍尔的想法有了改变，趋同于我的立场：向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后再展开谈判。

　　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为越南问题费力劳神，麦乔治·邦迪讲了一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国务卿在寻求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我却在谋求谈判。

　　这些讽刺言论充分反映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多么令人烦恼。

　　十月份，阮庆的权威日渐削弱，把权力还给文官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南越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表示对南越形势颇为担忧。他们提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计划，包括美国空军轰炸北越和南越。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美国退出南越或东南亚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选择。

　　参谋长们非常着急，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备忘录尽早呈交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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